美国三院院士李飞飞：母亲的坚持让她走上AI教母逆袭路-易百科

编者按：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科学家李飞飞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成就。她33岁获得斯坦福终身副教授职称，成为首位担任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的女性，是美国国家工程院、国家医学院、艺术与科学院的三院院士，是现代人工智能的关键催化剂ImageNet创建者,也是前谷歌副总裁、谷歌智能云及人工智能及机器学习首席科学家。

人们既惊叹于她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诸多贡献，又为她的逆袭励志故事所感慨万分——少年时期，她成绩出类拔萃但受到了老师的性别打击；移民初期，她的英语蹩脚，家庭经济拮据又遭遇母亲患病求医；求学期间，也曾多次面临科学抱负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抉择。这些成长故事中父母给予的力量、科研探索的心路历程、由她亲自开启的深度学习革命浪潮，都被她用细腻的文字记录在了首部个人回忆录《我看见的世界》之中。本文节选自《我看见的世界》。

十字路口的抉择

在得知我被普林斯顿大学以近乎全额的奖学金录取时，虽然母亲表现得非常冷静，时隔数年，我才真正完全理解这一刻对母亲和这个家庭的重要意义。

母亲生命中的每一个里程碑都在提醒她，她站在了那些无法弥合的鸿沟的错误一边。几十年来，她已经习惯了假装自信，但我知道，她从未真正感受到自信。现在，也许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她终于有理由相信这个故事可能没有如此简单。她已经押上了所有，至此才有了一种真正如释重负的感觉。

直到1999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学习生涯即将结束，再次面临科学抱负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抉择。读研的诱惑与开启职业生涯的压力让我左右为难。这次是一个真正的两难困境：

母亲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经营洗衣房的劳累和家庭的债务都在给她增加着巨大压力。而华尔街巨头可以提供了一切：福利、晋升机会、令人艳羡的起薪，当然还有真正的医疗保险。他们承诺免除我们的债务，为我的家庭提供保障。而对我的唯一要求就是放弃科学。

“飞飞，这是你想要的吗？”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妈妈。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面对我的含糊其词，母亲的回应总是一针见血，速度之快让我得花点儿时间才能反应过来。三步绝杀，一剑封喉。我要去读研究生了。

而两年后，坏消息还是再次出现。选择兼修神经科学和计算科学的研究生课程，已经让我的体力和毅力达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个时候得知母亲患上充血性心力衰竭，我的感受复杂到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一个新的现实正在浮现，它如此复杂，动摇了我以物理学专业学生的身份走进普林斯顿大学报告厅以来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毕生的好奇心把我带进了一个竞争激烈、薪酬低廉、无法保障长久职业生涯的领域，而我的父母现在需要我无法提供的支持。

我每天都在追求自己的梦想，这让我觉得自私至极，甚至过于鲁莽。我的实验室伙伴大多来自中产阶级，有些甚至家境非常富裕。我越是反思与他们家庭之间的差异，就越难以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成为科学家是一种奢望，我负担不起。

几周后，一位同学提到，世界知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合伙人来招聘了。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实习级别的分析师，常春藤盟校里只要跟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有一点联系的研究人员，都可以成为理想的候选人。在真正绝望的时刻，这似乎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机会。

当然，我以前也经历过这种情况。我的学术目标和现实生活之间一直存在冲突，我很想把这次事件也当成最近的一次小冲突。但这一次，我内心科学家的声音与以往不同。在母亲的健康状况受到新一轮的打击后，它变得不那么坚定，就连我内心那个特殊而戒备的部分也开始屈服了，

面试后麦肯锡公司立即给了我肯定的回复，并决定将我的实习机会转为长期的正式职位。

我的心中五味杂陈，难以言表。一方面，我将要抛下我所研究和热爱的一切，另一方面，我亲眼看到父母多年来濒临绝境，越来越觉得他们是为了我才做出这么大的牺牲。这份工作似乎让我终于可以卸下长久背负的重担，为了我能来美国，母亲已经付出了一切。我知道现在是她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跟母亲说了面试、工作机会和其他所有的一切，告诉她待遇、起薪，以及在我还没来得及答复之前，他们就已经提出了优厚的待遇。我解释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通往每个移民母亲都希望自己孩子拥有的职业生涯的捷径。她礼貌地听着，但我还没说完，就在她脸上看到了那种熟悉的表情。

“我们真的要再次讨论这个问题吗？我了解自己的女儿。她不是管理顾问，或者其他什么职务。她是个科学家。”

“想想你的身体吧，妈妈！想想我们的开销。搞学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飞飞，我们走到这一步，不是让你现在放弃的。”

“这不是放弃！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一份事业，可以让我们摆脱目前的困境。看看我们现在活成什么样了！三个大人住在一个宿舍里！”

母亲停顿了一会儿，也许是在思考这些话，然后回答说：“飞飞，你一直在说自己走的路很‘自私’，就好像你追求科学是在牺牲我们一样。”

“我怎么能没有这种感觉呢？我现在本来可以养活咱们全家，而且——”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这从来就不是你一个人的路。从一开始，这就是我们全家的路。不管你是注定要成为科学家、研究员，还是其他我没有办法想象的职业，也不管你能不能从中赚到钱，从我们的飞机离开上海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全家就一直在为这个目标努力。”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再说最后一次：我们走到这一步，不是让你现在放弃的。”

她是对的。她总是对的。这一次，不知什么原因，我终于听进去了她的话。并且我再也没有质疑自己的道路了。

她们，同样属于这个时代

2015年，图像分类本已是老生常谈的成功技术，但技术接二连三出现失误：将达豪集中营大门的照片标记为攀爬架，把一位脸上涂有彩色粉末的白人妇女贴上了“猿”的标签。虽然事故并非恶意，但这并不能让人感到宽慰。相反，无心之失所揭示的问题才更加令人不安：包括ImageNet在内的数据集由于缺乏多样性，导致了一系列意料之外的结果，未经充分测试的算法和存疑的决策又进一步加剧了负面影响。当互联网主要呈现的是以白人、西方人和男性为主的日常生活画面时，我们研发出的技术确实很难理解其他人群。

正如记者兼评论员杰克·克拉克（ Jack Clark）所言，问题的根源在于人工智能“男性之海”问题：科技行业的代表性不足，导致算法无意中带有偏见，在非白人、非男性用户身上表现不佳。

从代表性问题的出现，到问题被大众真切地感受到，中间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因此，我和几位伙伴联合创立了非营利教育组织 AI4ALL，推动向处于高中阶段的女生、有色人种和其他未被充分代表的群体，开放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课程，提高 STEM（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领域的包容性。

现在只是迈出了一小步，但我们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只需要一点点努力，就可以让每个一直被历史排除在外的参与者相信，她们同样属于这个时代、这个领域。

此外，项目还能带来一丝安慰——在业界追逐人工智能未来时，往往肆意而为，缺乏自省，而我们的努力能够保证，至少有一小部分人在逆向而行。

2016 年，我迎来 21 个月的学术休假，暂时离开教授职位。经过再三考虑，我最终决定接受谷歌云的人工智能首席科学家一职。我还碰巧认识公司新任命的谷歌云首席执行官黛安娜·格林（ Diane Greene），是为数不多征服硅谷的女性，我期待在性别比例极不平衡的行业里与她并肩工作。

现在回顾我的职业生涯，这段漂洋过海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然而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这种烙印持续影响我的研究和思考：最好的作品总是在边界上诞生，在那里，思想永远被困在来去之间，由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探索，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但这正是我们如此强大的原因。独特的身份让我们保持独特的视角，赋予我们自由挑战现状的能力。

作为一个女儿、科学家、移民和人道主义者，我看到了众多不同的世界，但最重要的世界是我将不会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是建立在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之上的世界，是我倾注了所有爱和希望的世界，也是我最为感恩的世界。正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存在，我现在所做的一切才有意义。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孩子们将继承的世界。在人工智能时代时代，做母亲是最令我谦卑的体验，我相信，这也将永远是独属于人类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