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不可再生的资源，卫星频段、轨道资源有限且有优劣之分，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为了争取近地轨道资源，我国已经向联合国的国际电信联盟（ITU）申报了多个互联网星座计划，预计将发射包括“GW星座”、“G60星链”在内约4万颗卫星。要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卫星组网，中国卫星发射任务紧、难度大，同时从商业角度来看，又必须兼顾成本可控。商业航天发展对保频占轨意义重大。
一位参与过国家重大航天项目的专家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从技术上看，商业通信卫星大规模量产降本的难度不大，目前主要问题仍在于火箭发射成本，火箭回收技术仍需要突破。
同时，我国发射场发射工位数量有限，商业化使用程度较低，与低轨星座组网带来的大量发射需求存在明显的供需不匹配。
商业发射工位紧缺，发射场扩容迫在眉睫
如果将卫星比做要发往太空的“货物”，运载火箭就是“运输工具”，发射场就是“货运码头”。发射场设有运载火箭发射所需的基础设施和设备，是航天活动的先行基础设施。
目前，我国共设有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文昌航天发射场、海阳东方航天港5个发射场。随着各大低轨星座进入密集组网阶段，火箭发射次数将显著增长。根据《中国航天科技活动蓝皮书（2023年）》数据，中国航天2023年实施67次发射任务，其中民营发射商完成13次发射，较2022年的5次大幅提升。
由于航天发射活动具备军民两用属性，发射场一般由军方管理，发射任务需要申请国家机构审批以获取发射许可。某卫星制造及运营企业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发射场主要以执行国家航天任务为主，商业化发射工位供给稀缺，申请难度大排队时间长。
美国目前共有8个发射场，凭借较高的商业化程度，发射能力领先世界。2023年，美国共发射火箭116次，其中98次都来自马斯克创立的商业航天公司SpaceX。
根据ITU商业卫星“先登先占永得”规定，企业需要在获得许可后2年内完成星座中10%卫星的部署，5年内完成星座中 50%卫星的部署，7 年内完成星座中100%卫星的部署，才能获得该频率的使用权。
我国已申报的互联网星座计划需要在7年内发射约万颗卫星，仅G60星链每年就需要发射近2000颗小卫星。目前国内发射能力严重不足，我国发射场扩容升级迫在眉睫，一方面通过新建发射场和扩大现有发射场规模增加发射工位，另外一方面通过提高发射效率。
我国首个商业发射场“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于2022年7月开建，目前一号发射工位已竣工，有望在年内实现常态化发射，全部建成后将具备一年32发的能力。目前，二号发射工位也在加紧建设中。除了海南，位于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的“宁波国际商业航天发射中心”也在规划中。
此外，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也在规划商业航天发射示范区，未来将为商业发射公司提供更多通用工位，还有一些头部企业已获批建设自己的独立工位，如中科宇航、蓝箭航天、天兵科技等公司在酒泉拥有或在建商业发射工位。
同时，我国发射工位周转效率仍需提升。SpaceX目前单个工位最快周转时间为3天，通过工位的交替使用可实现一周4次发射，我国目前发射工位周转时间为2周到1个月。
单次发射成本待降，关注火箭回收技术
成本可控是商业行为的底层逻辑。SpaceX的“星链”卫星单位发射成本为3000美元/千克，我国低轨卫星发射成本约2万美元/千克，发射成本存在明显差距。目前国内发射一颗卫星的价格甚至比制造一颗卫星的价格还贵。
商业航天发射成本高昂，主要原因是运载火箭成本高。商业运载火箭本质是“太空物流”，按运送重量每公斤收费，在保证“货物”安全入轨的前提下，需要尽可能降本增效。目前各国主要通过增大运载能力摊薄单位发射成本，同时通过“可回收技术”降低火箭发射成本。
在一次性使用的火箭中，发动机成本占比高达54.3%，火箭回收和重复使用已成为降低成本的必然选择，通过火箭回收，将高昂的硬件成本分摊到多次发射上，从而降低单次发射的成本。
SpaceX主要通过火箭回收降低发射成本，其猎鹰-9火箭是中型两级火箭，该火箭一级具备垂直降落回收能力，可重复使用最多10次。猎鹰-9全新火箭的成本约为5000万美元，在火箭一级回收和复用下，猎鹰-9火箭复用成本仅1500万美元，单次降本近70%。随着SpaceX不断探索火箭二级的可回收技术，预计未来火箭的单次发射成本将进一步降低。
目前，我国商业火箭公司在火箭回收技术方面持续研发并取得一定突破。2022年5月7日，深蓝航天完成公里级VTVL垂直回收飞行试验，成为国内第一个、全世界第二个（第一个为SpaceX）完成公里级VTVL回收试验的企业。2024年1月19日，蓝箭航天的朱雀三号VTVL-1可重复使用垂直起降回收验证火箭（简称“VTVL-1试验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完成了首次大型垂直起降飞行试验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