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负增长，老龄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老龄化和少子化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
如何看待新的人口特点与经济发展、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看来，我国的人口现状是长期发展的结果，“未富先老”带来了额外的挑战，但同时也是额外的机遇。
9月7日，蔡昉在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上详细阐述了上述观点，并就如何提升生育意愿、平衡老年劳动参与率和社会保障供给等提出建议。
正视国情，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首先，现在的人口状况是一个长期发展的结果。蔡昉认为，人口发展趋势若不发生逆转，对中国发展的确会有不利影响，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不可能一直等待这样的逆转，而是应该利用现有的人口结构、人口格局，提高发展质量，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他进一步表示，在完成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标的过程中，我国的老龄化程度、老年人口比重还会不断提高。“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世界比重始终在1/4左右，虽然我们总人口占世界的比重逐年下降，但是老年人口规模非常大，占比始终保持在1/4左右，2040年将达到4.4亿（人），规模非常大。”蔡昉说。
2023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5.4%，迈过了“中度老龄化”的门槛，正在迈向21%的“深度老龄化”社会。蔡昉预测，预计2032年左右我国就会跨越第二个门槛。“实现现代化，始终要伴随着老龄化，同时也伴随着‘未富先老’，这就是国情。”他说。
与此同时，我国还面临“少子化”的挑战，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极低的生育率。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蔡昉表示，我国生育率在第七次人口普查后还在下降，而且下降得非常快，从世界银行数据库推论来看，2022年只有1%，已经低于日本，很快可能将赶上韩国，这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
其次，“未富先老”是额外的挑战，同时也是额外的机遇，也有后发优势可利用。
蔡昉认为，自现在至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恰是迈入深度老龄化的过程，可以和其他同属这一范围的国家进行潜在增长率的比较。“我发现有51个国家和地区处在65岁以上老龄化（人口）占比14%到24%之间（范围内）。”他表示，这些国家在相应发展阶段的平均GDP增长率都相对较低，甚至有很多国家是负增长，相比之下，中国从现在到2035年（可比情况下）的潜在增长率显著高于这些国家，我们拥有很好的物质基础在支撑现代化进程，同时也有条件支撑人口高质量发展。
如何把握后发优势？“当然，第一个就是养老，老龄化越来越严重，老年人口越来越多且有更高的需求，我们要满足他们的需求。同时，我们要有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来支持生育成本降低，把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越来越多地从私人支出转化为公共品的供给，降低人们生育的负担，提高生育率。”蔡昉说。
鼓励生育表现在民生各个方面
今年7月召开的第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其中，提到“人口”18次，在多个层面的政策部署方面都考虑了人口因素。
在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方面，《决定》提到，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蔡昉认为，《决定》中关于人口政策的部署具有很高的“含金量”，即要用“真金白银”支持相关部署。这体现了我国的三个人口支持体系特征，与民生建设一样凸显的是普惠性、基础性和兜底性“三性”特征。
一方面，老龄化、少子化是我国面临的两个人口挑战，少子化是由低生育率造成，长期的低生育率又造成老年人口占比提高、老龄化。另一方面，这两个重点构成了“一老一小”的区间，从“小”到“老”形成了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支持政策体系。
蔡昉认为，从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到应对失业、病有所医、住房保障，再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这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决定》的内容举措激励相容、目标一致、措施得当，旨在改善人们的行为尤其是生育行为。
关于《决定》首次提到“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蔡昉认为，近年来我国不断根据情况变化放宽生育政策，《决定》相当于正式宣示，我们国家的生育政策是一个鼓励生育型的人口政策。
《决定》还提到，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完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我们的人口政策和民生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目标一致、内容高度重合、措施一致，”蔡昉认为，能够支持人们提高生育意愿的政策，实际上表现在民生的各个方面，形成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品供给，“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人民生活品质的提高，不仅仅是私人品也就是靠自己的收入提高的部分，而是越来越多地依靠公共品供给、公共品边界的扩大，满足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的需求。”
他还强调，提高老年人的保障水平、服务水平，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同样能够提高人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蔡昉表示，我国迈入深度老龄化后仍较同等发展阶段的国家具备更高的潜在生长率，一方面是要有供给侧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有足够的需求。在外需和投资需求相对过去减弱的情况下，最可持续、最可依赖的就是居民消费的提高，而整个民生建设和人口支持政策体系的完善，都是提高人们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的重要保障，以此才能实现我们的潜在增长率。
蔡昉还提到，从其他国家经验来看，现在部分国家在人口生育率回归的过程中已经有了向好的趋势，这些趋势表明了一个经验：社会流动性的提高有利于人们有更好的生育意愿，从而达到生育率的提高。
劳动参与率与社会保障的相互补充
面对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的双重挑战，如何保持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成为经济领域关注的焦点。在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率成为重要方向的同时，如何保证劳动人口质量也变得更为关键。
“提高全社会特别是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水平，不是此消彼长、有你没他，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不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替代、选择。”蔡昉表示。
对于如何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蔡昉从三方面提出建议。首先，鼓励劳动者要有信心对任何年龄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让他们接受培训提高自己的就业技能和劳动力市场适应能力。这一点是靠公共服务提供的。
其次，着眼于整个公共服务体系即公共就业服务。“第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提到了，现在的就业矛盾主要是结构性矛盾，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核心是‘匹配’的问题——技能之间、需求和供给之间的不匹配，人本身和企业、雇主之间的不匹配等等，归根结底都可以看作是劳动力市场效率不高或者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的公共就业服务。”蔡昉说。
再次，通过提供更多公共服务和就业选择，提高就业质量。“现在看我们的失业率比较正常了，但是就业其实还没有做到高质量就业，有相当多的问题是结构性失业、结构性的就业困难，以及结构性的‘内卷’和‘躺平’。”蔡昉指出，年轻人有时候是在“学非所用”的行业就业，降低了人力资本的利用率。
他同时表示，相比其他国家，我国的老年劳动参与率降得比较快与就业质量不高，遇到就业困难就退出、“躺平”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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