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77街的神龛》是5个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展品有关的故事。但细看会发现，书中并不是仅仅介绍展品，而是从人类学的源起，讲到博物馆的存在方式，最后讨论了人类学能为当代社会文化带来什么。
第一章的主角博厄斯、劳弗，第五章中写到的玛格丽特·米德等，都是能代表人类学发展历程的重要人物。书中记述了他们努力到远方展开田野调查、管理人类学博物馆、传播学术思想的过程。在其他章节中，还透过来自中国的藏品，比如热贡女画师伦措创作的唐卡，以及来自墨西哥和北美原住民族群的藏品等，来解释人类学博物馆是怎样运作的，想向观众传达什么。
呼应“人类学热”“博物馆热”等时下热点话题，薛茗分享了工作和写作过程中的感悟。
在“博物馆热”中寻找观看之道
第一财经：作为一个在博物馆工作的人类学家，你写这本书的目标是什么？
薛茗：人类学这个学科很有意思，从建立到现在，思想变化特别大。有发展，有时候还会倒退。中间特别是一战时期，种族主义是学界里的一种官方话语，像自然历史博物馆这样的研究教育机构还公开宣扬过优生学。
我们要正视这样的历史。学科是这么走过来的，不是突然转向的，这里面一定是人的思想在起作用。博厄斯、劳弗都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他们都努力过，但是在我们博物馆，自劳弗之后中国民族学的收藏研究断档了几十年，非常可惜。
现在的博物馆有什么样的责任？我觉得一是要修正以前的历史，二是对博物馆里的藏品进行追问，使其产生正面、积极的教育意义。
书中有好几条线索，有藏品本身的生命史，是微观史学承载的一种个人史。另一条线是人类学思想史，人类学到今天还有很多争论，比如有非常激进的观点，认为就不应该有人类学博物馆，甚至人类学本身也无法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根基。
在这座博物馆里，我个人的学术成长发展、研究对象和作为研究者的身份，这之间的关系也很宝贵。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不仅收藏了这么多关于人类文化的物品，这间博物馆本身也是一个特定的文化存在。
我有时在博物馆会工作得比较晚才回家。闭馆后，博物馆清场，我能见到平时游客看不见的工作人员们，比如运输工人、清洁工等。博物馆的生态本身就是社会的一种折射。所以在第四章《亡灵节奇妙夜》里，我特别记录了疫情期间博物馆的各种状态，并讨论了博物馆里“看不到的人与物”，也就是用人类学“自省”的视角，去看自己工作的环境。
第一财经：现在国内的“博物馆热”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在美国情况怎么样？你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做研究，怎么看这种来自观众的强烈的学习欲望？
薛茗：美国家长也喜欢带孩子去博物馆，因为公共教育等活动很丰富。我觉得，现在对观众来说是特别好的时机，有大量信息可以帮你辩证地看待博物馆的藏品和展览。小时候我逛博物馆，是被动接受展览的信息，展览怎么说我就怎么接受。现在是资讯非常丰富的时代，人们能得到很多信息。当然，还需要对信息进行筛选。进入博物馆之后，我们不再被动接受，而是可以主动去观看。博物馆希望观众能以这样的心态看展览，去产生碰撞——观众与藏品之间的碰撞，观众与策展人之间的碰撞，来自不同文化背景观众之间的碰撞。我写这本书也是希望邀请观众，去博物馆看一件展品的时候，去感受一种“观看之道”。
多种文化经验在博物馆交汇
第一财经：你在书中主要写的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的工作。可否分享一下你们工作中有什么特别之处？
薛茗：就人类学博物馆来说，世界各地的展览并不是每一场都那么顺利。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也有评论家对一些展览提出严厉的批评。这未必不是好事，毕竟人类学就是在反思和自我审视的过程当中往前发展，人类学博物馆是这种框架里面的一部分。
博厄斯时代留下来一个遗产，就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想从事物质文化研究的学生，可以选修我们博物馆的研究生课程，到这儿来实践博物馆人类学。前半学期，他们一直在练习写标签，必须在100个字以内，把一件展品最重要的信息提供给观众。
一个标签，才几句话，很难写。同学们刚开始都是洋洋洒洒地写满一篇纸，然后拼命缩减。最后看起来好像没讲什么，但是信息已经提炼了好多次，能够和没有特殊知识背景储备的观众交流。博物馆工作人员考虑的因素比较多，也比较细，像措辞、翻译这些，包括非英语名称的表达，比如“唐卡”怎么翻译？怎么跟观众介绍佛教造像中的人物？如果观众是天主教背景，怎么让他们理解亚洲的宗教与信仰体系？
人类学博物馆面临一个矛盾。一方面，博物馆希望观众能沉浸在一种文化当中，因此会努力提高观展的趣味性。同时，观众来参观，不是去马戏团，不能仅仅让观众停留在体验或享乐的阶段。观众们肯定还是希望获得一些新的知识。除了体验一种异文化，人们还需要了解这个异文化的文化逻辑。人类学博物馆具有教育功能，对文化“沉浸式”的展示和“概括性”的梳理这块怎么做得更好，现在还没有定论，大家经常讨论。
在国内，我也做热贡唐卡的非遗研究。当地有很多所谓的体验活动，唐卡画师打印一个图案，游客拿毛笔蘸上矿物质颜料，往上涂颜色。这个技术是按照传统来做的，但游客来画，最多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也常常反思这样的体验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知道真的有外面来的人特别感兴趣，回家之后把工作都辞了，搬到热贡一心一意学唐卡，但这是特例。工艺美术博物馆也有体验剪纸、新年扎灯笼等，都挺好玩的，但留下的知识性的东西可能并不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体验过后，智识上的进步有多少，有多少有效的知识留下来，是一个挺大的挑战。
在我们博物馆，研究员平时有整理档案、整理藏品这些基础工作，有时候也参与教学，还可以申请研究基金，基金支持我们继续开展田野项目。田野项目并不是完全独立于博物馆的，可以收藏东西，博物馆会放到自己的收藏里面，有时也会将很新的收藏公开展览，比如来自青海热贡地区的由女画师伦措创作的唐卡《冥想观音》，书中第三章《77街的神龛》有详述。策展人、研究员、文物修复师在学术研究上都有一定自由，因为研究过程中获取的知识对理解博物馆的藏品肯定是有帮助的。
虽然我关注的是唐卡，但是我研究的很多东西，和其他研究人员的课题，比如对越南佛像的研究，巴厘岛的面具、西伯利亚萨满的神衣等，文化逻辑是很相似的，可以相互参照对比。结束田野，回到博物馆之后，我们会和策展人、到博物馆访问的原住民联合策展人或文化顾问们，带着各自的田野和文化经验一起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说，博物馆也是一个文化碰撞的场域。
“人类学热”呼唤自省精神
第一财经：关于近年社交媒体上的“人类学热”，从你的了解来看，现在人类学毕业生想到博物馆工作的人比以前多吗？
薛茗：现在大家生活条件都好，需要追求精神上的东西，所以学艺术、策展、人类学的人增多。我们大学时代，“人类学”三个字听起来可浪漫了，想象马林诺夫斯基那样乘着船跑到西太平洋上去。另外，像米德一样的人类学家文笔好，民族志营造的想象空间大。人类学让学生时代的我有一种激情澎湃的感觉。
从那以后我觉得人类学开始变得热起来。现在聊什么都要和人类学扯上关系，咖啡人类学、餐饮人类学，什么词都能与人类学组合。我不知道大众文化里的“人类学”营销的是一种什么情怀，可能既有学术情怀也有浪漫的异域情怀。当然，我们要把人类学学术本质和市场话语分开看，对身在学术界、真正想做这个学科的人，“人类学热”应该是大家用一种自省和反思的态度去看文化，去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与共性，这种思维方式可能让现代人类学对不同思想领域都有启迪。
第一财经：博物馆开发文创也是一个很火的事情。在你们博物馆，人类学方面的文创是怎么开发的？
薛茗：我们博物馆有多个礼品部，分布在各展馆内，售卖的很多文创是设计师和公关部门根据大众的爱好做的。古生物、自然史方面的文创非常丰富，毕竟观众都知道我们这里有恐龙化石。
人类学方面的文创，近年要求比较多。比如独木舟上的图案，是不能直接转化为文创的。我们礼品部引进的全是原住民艺术家创作的，比如印有逆戟鲸图腾纹样的围巾。去年新馆开幕，签约的原住民艺术家设计了很多东西，他们有图像版权，用当地的材料制作。但是这些文创很贵，一条普通围巾卖50美元，折合人民币几百元。这个定价是要支持原住民艺术家个人的艺术工艺，有点像国内的非遗传承人。
博物馆还需要考虑政治价值，虽然可能批发市场有同类产品，经济廉价，但是不能从那里进货，必须采购原住民艺术家做的，要首先保证物品在民族学意义上的价值。我们还有好多文创，比如从印度来的挂饰，苏门答腊蜡染的披肩、桌布，好多是从当地民族艺术品经销中心进货。走这种渠道是必须的，博物馆不能随意自己去开发民族学藏品来做文创。
帮企客致力于为您提供最新最全的财经资讯，想了解更多行业动态，欢迎关注本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