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的收藏和录音，保留百年前京沪的市井生活-易百科

当今是提倡学习知识的时代，人们去博物馆、美术馆看展品，都想了解展品背后的究竟。仅仅一两个故事很难让人满意，凝固动辄百年岁月、横跨东西方文化的展品，会让人有更强烈的求知欲。

但并不是每个学者、收藏家、考古学家都以推崇宝贝为唯一爱好。100多年前，一位名为伯特霍尔德·劳弗（又译“劳费尔”）的德裔美国人类学家来到中国，他广泛学习了中国多个地方的方言，了解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买下了大批当时中国人使用的东西。他还使用当时尚在萌芽阶段的录音设备，在中国录下了民间戏曲等各种声音。

1902年，劳弗把在北京收来的皮影寄回纽约，收件人是“美国人类学之父”弗朗茨·博厄斯，后者是这趟中国旅程的策划者。在信中，劳弗告诉博厄斯：“（皮影戏）在中国北方将很快成为历史，我想我在最后一刻抢救了它们。”

最近，《77街的神龛：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物的灵韵与人的故事》出版，作者薛茗是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的人类学家。在这座博物馆二楼的亚洲民族学馆中国展柜里，“中国戏剧”部分展出了劳弗收来的皮影，其中包括一组《西游记》师徒四人的皮影。

一般来说，皇家物品、艺术家名作作为收藏品，对观众而言更有吸引力。人们去博物馆观看展，总会有比较高的期待。但是劳弗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收藏的很多看上去不太高档、当时并不稀有的东西，反而为今人保存下了丰富的民间文化素材，让人们可以了解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

大洋彼岸来的年轻人

19世纪末，随着一些商人在东亚进行开发活动，美国人对东亚的兴趣越来越大。人类学家博厄斯想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搜集亚洲藏品，把东亚文化纳入他的人类学研究框架。他也开始感受到，东亚的“传统”文化正在迅速被西方文化冲击和替代。时间紧迫，1900年，他说服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莫里斯·杰瑟普，建立了东亚委员会，为实施长远的亚洲研究和收藏计划铺路。

博厄斯认为，“尊重”是收集中国藏品的基调之一，他希望未来西方公众能通过来自中国的藏品，了解中国文化的复杂性，接触中国的技术、艺术和社会特征。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于1900年底依靠犹太富商雅各布·希夫捐赠的18000美元（今天约合60万美元），开启了为期3年的中国远征计划。

劳弗就是这个计划的执行者。他在柏林大学读书时就接触东方语言，23岁在莱比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时，已经学过包括汉语、藏语、满语、蒙古语在内的十种东方语言。虽然不是学人类学出身的，但劳弗早已向往中国，对古籍、书画尤其感兴趣。1901年8月，27岁的劳弗带着3000美元经费，坐船独自抵达上海。

劳弗留下的资料很多。薛茗看过他与博厄斯之间的几百封通信，都在对收藏、研究作学术讨论，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收藏物品的认知与常人的设想大相径庭。1901年8月30日的信是劳弗从上海写给博厄斯的第一封信，其中提到，到上海之后的10天里，他就收集了“裁缝用的剪刀、绣娘的剪刀、割烟灯灯芯儿的剪刀、修脚刀、订书锥子等”，对纺织品、成衣和手工艺品更是挑花了眼。

当时中国古玩市场已经非常发达，苏州的一位寇先生对劳弗说，他家的一对青铜大鼓“是汉朝的老物件”，又拿出一对铜鼓来给他看。但劳弗对赝品制造、甄别和黑市交易有所提防，经过仔细对比研究，包括一次不打招呼“突袭”寇先生家，他最终买下了这四只铜鼓，寄回了纽约。

劳弗收下精美的苏绣、宁波的木剑，出没于古玩店、当铺、文人聚会和寺院，学习赏析书画作品、鉴定题跋和署款，寻找大学时代听说过的藏文经碑。劳弗能够阅读中文古籍，学语言的能力也非常强，很快融入当时的中国社会中。

1901年12月，劳弗来到北京，待了一年。他逛庙会、访寺院、探官窑，还去了承德。他用蜡桶留声机为戏班子录音，很机智地设法用两台留声机录下完整的一出戏。两年间，劳弗用这样的方式，在中国录了502卷蜡筒录音。其中399卷现存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余下的在柏林。

2019年，民族音乐学者、“中国音网”总编魏小石组织了中央音乐学院、清华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的档案馆合作立项，把劳弗录下的声音数字化，并让其“回归中国”，出版了《百年前的中国音声之美》（包括英汉双语版档案试听网站、画册和CD）。在2019年4月的分享会中，魏小石等人展示了由劳弗录音的1901年上海秦腔、滩簧戏、京剧片段，1902年北京鼓词、单弦、民歌等。

民族音乐学家乔建中认为，“劳弗特藏”以集成方式保存了20世纪初期流传于中国的十余个乐种和多种方言的口头表现形式。上海录音记录了当时吴语民歌等多种传统体裁的存续状态，让人重温当年上海滩精彩的民间曲艺氛围。北京录音大多录制于现场表演，部分唱词在后来存世的曲艺资料中难觅踪影，展现了小调民歌被纳入京津地区曲艺表演的早期面貌。二胡的器乐形态在当时已经有了即兴表演和自娱自乐的性质。“劳弗特藏”录下的器乐片段，远早于对刘天华和阿炳的录音。

在后人的帮助下，劳弗实现了他对博厄斯所说的，抢救一批中国文化的物质与非物质遗存。1902~1904年，劳弗先后到上海、汉口、西安、天津、山东，又以高强度的工作考察考古发掘现场、古玩市场等，跟农民学习打农具、种地，记录了瓷器和玻璃制造工艺。

从劳弗身上看文化自省

薛茗说，劳弗笔头很勤，但是很少写日记。除了跟博厄斯不断通信，敬业地汇报工作、讨论问题，他还为每一件收来的藏品写详细的记录。薛茗在书中写到，劳弗性格坚毅，“魔鬼般敬业”，可以一边忍受拉肚子的痛苦，一边连续十几个小时骑马访问杭州的名胜，到寺院给石碑做拓片、访问僧人了解故事。他扛着行李蹭牛车、驴车，甚至自己推手推车、步行在内地游走。当时，劳弗在中国也许感受到了某种紧张，觉得时不我待，他到北京的时候，帝都已经受到过八国联军战火的侵袭，他还收藏过一张慈禧重返紫禁城的照片。

薛茗对劳弗的心态很感兴趣。“我查档案慢慢还原这个人，想象他当时是以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接近中国文化。当时的劳弗是一个投身遥远异文化的西方人，现在的我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研究员，跟他有着相似的路径。我们都是时间上的一个远征者。”

刚进这家博物馆工作时，薛茗在中国民族学展厅看到劳弗收来的“破铜烂铁”，真的是中国人的“家物什”，感觉平平无奇。“后来我看到《纽约无人是客：一本37.5℃的博物馆地图》，作者沈辛成现在是上海交通大学助理教授，他在我们博物馆实习的时候参与过项目，整理劳弗的古籍收藏和展品之间的对应关系。沈辛成当时也被劳弗的经历触动到，写到了书里面。我一下子觉得，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就开始去找劳弗的通信。”

薛茗说，中国公众不熟悉劳弗是一种遗憾。劳弗其实已经进入了中国学术界的关注范围，有几部著作被中译出版过。中西书局去年还出版了《劳费尔著作集》13卷，把他的论文都翻译过来了。而今年正值劳弗诞辰150周年，也是他最终因抑郁症于芝加哥自杀身亡90周年，是让更多人了解劳弗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存上作出的重大贡献的好时机。

薛茗认为，现在的人类学研究，比劳弗当时已经精进很多，但是国内的出版社介绍劳弗时仍把他当成一位汉学家。对汉学家这个词，大家会有模式化的认识，尤其是劳弗那个时期，还容易和“东方主义”这样的视角联系起来。“但是劳弗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在于，他不想当汉学家，也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汉学家。”薛茗说，“劳弗一生都在身份认同上面搏斗，他想当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远征再辛苦，他也特别开心。现在来看，他的很多收藏是超前的，超出他所在的时代。他是一个不适合他那个时代的人。”未来薛茗想有机会再做一个“双向对视”的研究，当年劳弗来看中国，中国也可能有一些有心人在收藏西方的东西，这就可能形成一种有趣的碰撞。(本文图片由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