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屏瑾、林舒思论丁玲延安时期写作｜革命立场与女性意识-易百科

　　原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张屏瑾、林舒思老师的《革命立场与女性意识——论丁玲延安时期的女性书写》一文。文章以“革命”为切入点，探讨女性生存经验与解放意识，选取丁玲延安时期《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夜》等多部作品展开分析。

　　《新的信念》中陈老太婆打破传统贞洁观，通过讲述受辱经历唤醒民众抗争意志，在民族革命叙事中实现自我救赎；《我在霞村的时候》贞贞借革命工作疗愈创伤，开辟新生之路；《夜》则揭示革命场域中的女性困境——何华明妻子作为"落后"女性符号，既无法摆脱丈夫的冷暴力，更被革命浪潮边缘化，折射出新世界尚未照亮的创伤暗角。

　　文章还剖析了丁玲延安时期面临的政治身份困境及其女性观嬗变：从早期个人主义的病态美，转向革命实践中自我与社会共振的强力美学。这种将小我融入大我的精神蜕变，既彰显女性在社会变革中的主体能动性，也为现代女性解放提供了极具启示性的书写范式。

　　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实行的一系列民主政治政策，赢得了稳固的群众基础，杰克·贝尔登尤其注意到延安女性的革命信仰，“在中国妇女身上，共产党人获得了几乎是现成的、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广大的被剥夺了权力的群众，由于他们找到了打开中国妇女之心的钥匙，所以也就是找到了一把战胜蒋介石的钥匙。”1边区的民主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增长了妇女的社会权利，丁玲认为，妇女解放运动对社会解放运动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占中国人口半数的男子不参加妇女的解放，妇女不与他们合作，要求彻底解放是不行的。”2与此同时，丁玲也注意到了女性解放与民族革命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在两者之间有必要建立起一种对话：民族革命虽然为女性提供了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和更有力的制度保障，更新了女性的主体意识，但若忽视性别观念传统以及女性社会角色、身份表达上的特殊性，也会给革命语境中的女性带来新的问题。因此，在注重性别本身的历史经验和意识结构以外，关注不同社会群体与实践形式，写出不同女性的困境与成长，才能深化革命语境下女性解放道路的思考。

　　在上海时期，丁玲就曾以女性书写而引人瞩目，也以女作家的身份受到关注，但她对后者持拒斥态度。3作家和女作家之间，有着耐人寻味的落差，丁玲敏感到了这种落差，除了作为女性的自尊外，也说明她从一开始就拒绝把作家的身份职业化和“市场化”，对丁玲来说，作家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而且是一种志业，丁玲的书写女性同样是从这种志业出发，她创造的莎菲、梦珂等一系列女性，在这个意义上，并不仅仅是时代的典型，而且意味着对这个典型的突破。丁玲在“五四”之后的二三十年代的女性书写并没有完成，虽然对沙菲女士这一类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书写已告一段落，但她们所表征的时代的精神状况及其症候，却并没有消失，而是被带入了更广阔的天地空间。

　　初到延安的丁玲,无论是在革命日常的速写、小说还是日记中都在强调“新的生活”、“新的信念”，在革命的理想前“应该忘去自己的渺小”，“以最大的热情去迎接这新的生活”。4不过，跟其它文体相比，丁玲在小说写作中更多延续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问题意识，同样，小说中所出现的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跟她的早年的小说人物也有比较多的延续性，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医院中》的护士陆萍，“医院隐喻”难免让许多研究者都以社会启蒙的角度看待这篇小说，5不仅包含“五四”文学的启蒙特征，也包括左翼文学内在的启蒙特征。但是，仅以陆萍作为延安时期的丁玲女性书写的代表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说“医院”所隐喻的社会空间中存在着新与旧的辩证关系，那么这种关系所涉及的也远非小知识分子，丁玲把眼光投向了更广大的底层妇女。在小说《新的信念》里，丁玲描述一个“以自证行动做抗日斗争”的陈老太婆，她原本只是一个不被注意的农村妇女，“儿子们长大了，一个个都像熊一样的茁实，鹰一样的矫健，他们一点也不理她，她只能伤心地悄悄爱着他们，惟恐失去了他们”， 6如果没有惨遭日军蹂躏，老太婆或许只能在家里委屈而孤独地默默走完一生，丁玲在表达农村妇女的斗争前景时，也呈现了她们现实处境中的多重暗影。小说前半部分，陈老太失踪生死未卜，面对家人的质问，儿子陈佐汉只是回答，“不会回来了！这样冷的夜晚，纵是找到了，三叔也不会让她回来的”。7尔后看见母亲四处宣传自己备受蹂躏的悲惨遭遇，儿子儿媳只觉羞耻，甚至想用绳子来对母亲的诉苦行为进行干预。而陈老太婆自身也服膺于传统的女性贞洁观，她和她的儿女们的关系，让人想到鲁迅的《颓败线的颤动》里面的被蹂躏的母亲与儿女的关系。在丁玲笔下，抗日战争的具体环境中，这种耻辱被放置于民族的苦痛和耻辱的维度上。　　

　　《颓败线的颤动》里受辱的母亲，走向无人的旷野，她失尽了言语的可能，引发天地无言的颤动，鲁迅以强烈的现代主义色彩涂抹了这个故事的结局。而丁玲笔下的陈老太婆，在小说后半部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王家村回来后，她更果决地用自己的反复诉说挑动所有人的神经，被强暴的屈辱体验推动陈老太婆转变成一个积极抗日的妇女。她不再选择将屈辱经验吞咽、抹平，而是将怒火与不甘诉说于周遭人群，激发其他人的抗争意识，而村民显然被她所感染。出于相似的创伤经验，老太婆的讲述让自己和村民之间形成了情感纽带，她和亲人、村民的关系变得圆融和洽。媳妇们、儿子也慢慢对她充满敬意，一家人有了从未有过的亲热和体贴。在小说结尾，陈老太婆受邀参与共产党的妇女会演讲，她“一点不顾惜自己的颜面，不顾惜自己的痛苦”，“她倒在来扶她的人肩上，凝视着台下热烈的骚动。她亲切的感觉了什么是伟大，她慢慢地将目光从人头上往上移，在广漠的空间，无底的蓝天上，她看见了崩溃，看见了光明，虽说眼泪模糊了她的视线，然而这光明，确是在她的信念中坚强地竖立起来了。”8与《颓败线的颤动》的结尾不同，天与地在这里不再是原始母性的收容之处，而是具有了信念和信仰的一种立法，成为在现实斗争过程中重新竖立起来的天和地。

　　通过具有感染力和煽动力的反复自我陈说，陈老太婆使自己的创伤经验拥有了积极的建设意义，同时感受到原本渺小的自己，和广大人群产生了情感和意志上的紧密联系，这种具有厚度和力度的情感联结，让她从个人封闭的思想空间中走出，获得更开阔的、更积极行动的主体意志。在这个意义上，她再也不仅仅是无力的被害者，而是自我的救赎者，通过个人命运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联结，在她在反抗与斗争中感受到了“伟大”与“光明”，民族革命的叙事由此成为女性化解自身以及家庭困境的一种积极手段。

　　《新的信念》的故事带有较明显的观念化的浪漫色彩，读者可能会问，这样普通的一个老妇人反复的自我言说和苦难分享，真能改变村民灵魂乃至超越整个文化传统固有的价值判断吗？如果“新的信念”的达成，需要女性首先承担传统性别观的巨大压力，那么又有多少女性能够顺利通过这样沉重的考验？陈老太婆面对儿子与村民关于贞洁的责难，曾产生退却心理乃至逃避行为。在这里丁玲意欲探究性别观念改造所具有的艰难性，难免会遇到诸多挫折、挣扎与不尽如人意，虽然这是此时要求自己“忠于革命信仰”的丁玲并没有再多去探索的，但小说书写自身却已经呈现了这些问题。

　　写于1941年的知名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则显示出关于革命、传统、女性等话题更复杂的面向。“霞村”的空间也可以说与鲁迅的“未庄”、“鲁镇”等乡村空间接近，一成不变。虽然在“我”的记忆中霞村“有一个未被毁去的建筑得很美丽的天主教堂和一个小小的松林”9，是“我”很满意以为很热闹的一个村子，但实际上冷冷清清，也没人愿意搭理“我们”。革命之后的霞村，各种组织应有尽有，仿佛一夜之间焕然一新，但民众的觉悟并未随之提高。他们尽管知道“我”写了很多书，但“我们这里没有买”，文化工作提不起他们任何兴趣，马同志也坦言“这里最难的工作便是‘文化娱乐’。”而随后贞贞的到来却证明，与“文化娱乐”相比，群众思想上的落后才是最难改易的。看客们的窃窃私语与充满意味的目光，约定好了一般，对贞贞所有事迹咀嚼玩味，革命似乎并未带来本质上的思想变革。

　　在霞村冷漠的空气里，为革命而深入虎穴的贞贞博得“我”的同情与喜爱，“我”对贞贞的描写极为抒情和美好，“那眼珠却被灯光照得很明亮,就像两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宇里的洞开的窗子,是那么坦白,没有尘垢”。贞贞在作者眼中如圣女般纯洁而崇高，恰如名字所指涉的内涵一样冰清玉洁。但在霞村人眼中，贞贞的遭遇对他们来说，却是“因为有了她而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10村里的女人借着贞贞的牺牲获得自己的优越感，历史传统的规训告诉她们失去了贞操，就等于失去做女人的资格，即使是在延安，女性贞操观也依然根深蒂固地盘踞在群众的头脑中。而在丁玲笔下，正是民族革命的斗争实践，给贞贞再度提供了一种“存在合法性”——正如陈老太婆一样——她的屈辱，以及对这屈辱的反抗，能够作为反侵略的精神代表，这赋予了贞贞精神的忠贞和重生的力量。但这还不是这篇小说的结局，贞贞在女性自由的道路上将走得更远。通过参加革命，她跟随新政权走上新生之路，努力开拓自身的经验世界，提升了自我的信仰与价值感，同时也颠覆了男强女弱的叙事模式，使女性成为一个独立进步的主体。对比之下，那“不革命”的夏大宝变得缺乏活力，有意思的是出现了一段对夏大宝的外貌描写，“他的确还很年轻呢，他有两条细细的长眉，他的眼很大，现在却显得很呆板，他的小小的嘴紧闭着，也许在从前是很有趣的，但现在只充满着烦恼，压抑住痛苦的样子，他的鼻是很忠厚的，然而却有什么用？”11如果对比早期《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样的作品中对于男性外貌的描写，可以看到一种微妙的同构关系，莎菲同样是在凌吉士、苇弟的“男性美”的面容下渐渐看出了空虚和缺陷，而这空虚和缺陷正是她自身心理变化的写照。女性在情感关系中的身、心体验，以及这种从这种体验拓展出对世界的新的认识，这对丁玲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出发点。

　　贞贞最终没有接受夏大宝的提亲，这意味着寻找合理化的日常生活，并非延安女性书写的终点。一方面，贞贞深谙自己在霞村的伦理结构中仍然属于异数，在村民思想观念不加改易的情况下，无法得到这些人彻底的尊重和理解。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贞贞更愿意在磨砺中铺开生命的广度，于是“新的东西又在她身上表现出来了”12，只有在新的空间和伦理共同体中，新的主体才有诞生的可能。结尾处贞贞构想自己的未来时说：“我想，到了延安，还另有一番新的气象。我还可以再重新作一个人，人也不一定就只是爹娘的，或自己的……”13这也和《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凡一个人的仇敌就是自己”构成了对话，贞贞并不是如莎菲一般的知识女性，她的醒悟并不来自“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话语，而是从自身的痛苦遭遇而来，从乡村的底层的女性的社会位置和命运而来。从《新的信念》到《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的女性书写所开创出的一条新的道路在于，摆脱了始终困扰“五四”小知识分子女性的“自我”问题，转而从不识字的农村女性的社会苦难中去重新探索女性解放的出路。

　　在与时代、社会做困兽之斗的过程中，莎菲凭借强烈到歇斯底里的个人意志，最终仍感到生命被浪费，贞贞则忍着疼痛一个人在夜里走三十几里路送情报；个人主义者莎菲在精神困局中退无可退，贞贞却能赤手空拳不断将人生道路开拓下去。贞贞只有将受伤的身体交付给革命工作，才能得到疗愈和新生，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她最终选择随革命而活下去。冯雪峰认为丁玲的作品体现了一个“变换”的过程，“新的人民的世界和人民的新的生活意识，是切切实实地在从变换旧的中间生长着的。”14《我在霞村的时候》表现出的正是“从变换旧的中间生长着”的新的主体意识与固有环境的严重不调和，这正是丁玲在同期的《我们需要杂文》一文中表明的观点：“中国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并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15，这也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的群众身上的包袱和缺点相一致。《在医院中》里的陆萍从自己的理想主义出发，始终注目于环境的种种缺陷，与陆萍不同，丁玲通过贞贞重置自我与集体、身体与意志的关系，并由之获得具体实在的生命觉悟，即怎样才能真正地走出一条活路。战争时代最底层女性生存意志的获得正是革命的性别政治内涵，也就是“新的信念”的内涵。

　　但丁玲思想的矛盾缠绕之处在于，她既认为革命能够为女性提供通往新生的开拓之路，新的性别特质得以在艰难探索中生成，同时从她敏锐深刻的女性意识出发，也洞悉在革命环境中女性解放的诸多局限性，展示各种不同的女性的身体和心灵有可能遭遇的痛苦。写于1941年的小说《夜》，主旨为表现农村指导员何华明的政治身份和小农经济生产者之间的角色冲突，原本不是一篇女性题材的小说，但在小说叙事中，仍然可以读出党员干部何华明这个人物所受到的，源自性别问题的另一重质询，这甚至对小说主旨的完成造成了某种“干扰”。何华明的老婆在他眼里又老又丑，“引不起他丝毫的兴趣”，“简直不是个‘物质基础’，牛还会养仔，她是个什么东西，一个不会下蛋了的母鸡。”16而妻子尽管埋怨他的繁忙和冷漠，却无法找到更有力的依靠——难道有什么能比革命工作更重要吗？除了询问“明天还要出去么？什么开不完的会……”以外，也不敢有其它拖后腿的行为，何华明通过对老婆作出“不是个‘物质基础’”的扭曲的政治化的命名，为自己的情感嫌恶与生殖焦虑寻找合理性。这种命名方式还被何华明演绎在其他女性身上，当看见年轻的“发育得很好”的地主女儿清子时，他感到欲念的波动，但紧接着个人欲望就遭到理性头脑的审视，“这妇女就是落后，连一个多月的冬学都动员不去的，活该是地主的女儿”17。继而他又瞄准了青联主任的妻子侯桂英，她的进步身份符合何华明的政治伦理，致使他“有时恨不得抓过来把她撕开，把她压碎”，但最终因为“另一个东西压住了他”而严辞拒绝了侯桂英。通过这三个女性，丁玲生动地展现了一个政治工作者如何修正自己的欲望，补偿自己的情感，改造自己的语言，但这种修正、补偿、改造，都是建立在对女性的“另眼看待”基础上的，在这一点上丁玲对这一类男性干部主体的观察不可谓不犀利。

　　在这篇小说里，丁玲女性意识的流露更明显地体现在“双性视角”的运用，当何华明与妻子爆发激烈的矛盾冲突时，在男性视角之外，也出现了何华明妻子的女性视角的表达，让她难过、懊丧和喋喋不休的是“因为他越来越沉默，好像他的脾气变得好了，而她的更坏，其实是他离去的更远，她毫不能把握住他。她要的是安适的生活，而他到底要什么呢？她不懂，这简直是荒唐。”18这样的心理描写在小说中整体显得有点突兀，但又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说何华明身上更多地展示出政治伦理规约下的理性，那妻子的心理活动则更加符合女性直觉式的言说——一个革命大时代下“落后的”、被抛下的妇女的言说。这使读者容易对妻子产生同情，从而剥脱机械教条式的“工作”冷漠而荒唐的一面，何华明终日为妇女工作而辗转反侧：“农村落后呀，妇女工作等于零……”“如何能把农村弄好呢？”讽刺的是，他忽视了革命工作面对的最大难题恰恰就是他的妻子所面临的问题：革命如何去帮助她们这类在艰难中默默支撑的弱势农村妇女？她们的不发声使她们的伤痛无法被体验，只能化作“一颗眼泪嵌在那凹下去了的眼角上”，这颗眼泪饱含她们在新的时代尚未被打开的旧的伤痕世界。

　　“双性视角”的并置彰显了革命工作与日常现实之间难以缝合的裂痕，这种叙述手法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丁玲创作《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二）》时，便发挥了重要的叙事功能。丁玲在刻画为革命事业放弃个人爱情的男主人公望微时，也通过这种手法表达了望微的伴侣玛丽的心理。玛丽和何华明老婆一样的对革命充满不安，有着个人生活被政治工作吞噬的不满。望微与《夜》中的何华明对于革命态度的对比也耐人寻味，望微为了信仰而放弃个人爱情，尽管革命工作在这一时期显得乏味而枯燥，只是做一些“将英文的译成中文，又将中文的译成英文”类机械的工作，讨论“社务的进行”、“一些理论上的问题”、“关于最近政治路线之正确与否”，常常起草一些“什么计划大纲啰，组织大纲啰，以及一些宣言通信之类的东西。”19然而望微在情感上的高度自律，建立在他拥有“革命集体”这一情感共同体的基础之上，使得他有比较充分的力量来克服私人情感。在玛丽离开后，望微变得“更忙，在忙的当儿，玛丽的影由浓而淡，竟至有时完全消逝了”20。而何华明的道德自律则更多出于身为干部的政治责任感和家庭责任感，对何华明来说，在集体的意义上形成情感的共同体无疑是困难的，所期待的“政治”敌不过烦恼单调的庸常，何华明缺乏望微式的个人超越的可能，只能依靠惯性化的责任感，勉力克服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裂痕。

　　丁玲从描写望微走向刻画何华明，其心理脉络值得玩味。望微最终告别了玛丽，虽然不无遗憾，而何华明却始终无法面对他的妻子。女性视角的引入帮助刻画了革命主体在不同历史情景中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何华明的政治认同难题也是丁玲的难题。身为延安文学的代表作家，丁玲努力克服着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性”，也在反思“五四”时期个人主义思想的后遗症，在与过去的自我作斗争的同时，又陷入繁琐冗杂的行政事务漩涡之中。到延安三年多后，政治工作消耗着丁玲初来延安时“燃烧着的”青春激情，丁玲也自己慨叹“感情因为工作的关系，变得很粗，与初来时完全两样”21。延安的革命生活并不能完全提供青年们想象中精彩的“自由的天地”，“革命”、“政治”也不再是30年代上海的望微眼中那个神圣的乌托邦，而是落地成了实实在在的、日复一日的平常工作。丁玲从对另外一个女性人物的刻画中再次摸索这种落差，并赋予了极重的情感分量，这就是散文《风雨中忆萧红》。

　　《风雨中忆萧红》开篇就写道“可是仿佛要来一阵骇人的风雨似的那么一块肮脏的云成天盖在头上，水声也是那么不断地哗啦哗啦在耳旁响”，与其说是作文时天气环境的生动再现，不如说是丁玲此刻此期心境的真实写照，“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绝不是艰难险阻，绝不是洪水猛兽，也决不是荒凉寂寞。而难于忍耐的却是阴沉和絮聒”，这会使她的头“成天膨胀着要爆炸”，此时此地传来故友萧红病逝的消息让丁玲感慨万千，她曾希望萧红能来延安，认为“这里有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而且“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22然而这篇文章中难以看到延安给丁玲带来的“朝气”，也未曾让她免于日常琐碎事务的侵扰。丁玲由萧红病故联想到“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着难的”的“天涯的故人”，冯雪峰和瞿秋白，都一样的淡泊名利，不会趋炎附势、培植党羽，在长久的政治生活中执着于自我磨炼。萧红也和丁玲一样的“少于世故”，正是这种心意相通的理解，让丁玲感慨“她从没有一句话是失去了自己的，因为我们是在都太真实、太爱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因为我们又实在觉得是很亲近的”，“像这样的能无妨嫌、无拘束、不须警惕着谈话的对手是太少了啊！”23无论是革命边缘的萧红，还是曾处于革命中心的冯雪峰、瞿秋白，他们都是能给丁玲“多一分力量”的“真实的同伴”，丁玲为着萧红早夭的命运愤懑不平，“这世界上有的是戮尸的遗法，从此你的话语和文学将更被歪曲，被侮辱……”24

　　丁玲和萧红本不算密友，人生选择也不尽相同，但此刻丁玲的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同为女性创作者，从女性的生命与文字的命运中激发出的最真挚的情感与呐喊，同是女人，既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显得稚嫩而软弱”，但同时“能够耐苦的，不依赖于别的力量，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是如此其寥寥啊！”25这篇文字在延安风雨欲来的环境中显得格外触目，甚至是谜团一样的存在，丁玲在这里发挥了女性对时代环境所拥有的一种特殊的体验，这种基于性别的体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认知方式，除了在《风雨中忆萧红》这篇篇幅并不长的散文里能看到它的非同一般的效用，在《“三八节”有感》等一些杂文中同样有着很强的发挥。而与此同时，丁玲从来没有停止对女性提出自身成长和历练的要求，同时作为作家，用不同文体的书写来反复提出、强调这种自我要求，延安环境的外部要求和个人的内在自我要求虽然不一定总是有相谐的节奏，但大的方向是一致的。不但小说《在医院中》的结尾，陆萍感悟到“人要在艰苦中成长”，在《风雨中忆萧红》结尾，丁玲宣布自己将“压榨我生命所有的余剩”去完成友人未竟的事业，《三八节有感》则一再强调“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有吃苦的决心，通过个人意志来追求自我解放，“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一定会在中途停歇下来。不悲苦，即堕落。而这种支持下去的力量却必须在‘有恒’中来养成。”26革命环境恰恰是在“为人类”的大目标上，能够对女性的历练、强己、成长起到作用，也能够在日常琐碎的消磨中重新提振人的信心，身为女性，丁玲和她笔下的人物始终努力从正面去汲取这种信心。

　　丁玲强调女性在革命中的主体能动性，女性想要获得社会地位上的平等，必须先强己，而强己的前提是要有社会整体性的视野，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否则很难去进行持久的斗争。革命问题与女性问题因此具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这种观点在她刚到延安时写的散文《秋收的一天》中便有迹可循。有趣的是，《秋收的一天》里的主人公薇底，曾以同一名姓出现在她1928年的早期小说《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中，丁玲把那一个薇底描绘成一个莎乐美式的魅力女性形象：“她要占有一颗她认为很冷静的心。她要看着自己的胜利。那冷静的、缺少感情的人，一旦为了她会热血沸腾起来；本是颓废的，为了她而终天兴奋着；本该快乐着生活的，为了她，而不惜糟踏自己。”27薇底大胆僭越传统伦理观念的束缚，一心只想满足自身的情感欲望，但最终发现，对爱欲、个人主义的快乐无底线的追逐最终只是让两者都失落罢了。而1939年《秋收的一天》里的薇底，努力克服着自己的“个人性”，在集体劳动中超越了自我，迎来了真正的精神自由，获得了更完满的自我和更深层的愉悦。小说中，在管玉所背起的孱弱女孩的对比下，原本柔弱的林可，也因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力而满足。薇底和变化了的林可都显现出女性的美感，这种美感已经不同于莎菲女士的忧郁的病态美，而是呈现了丁玲延安时期作品中所贯穿的一种健康强己的“力”的美。这种新的女性美学观念，也是丁玲延安时期女性书写的一大收获，并一直延续到丁玲的晚年作品，凝结成既温柔从容，又坚毅强大的杜晚香的形象。正如有学者指出，杜晚香承接着、化解着丁玲在延安革命时期所遭遇的种种“不调和”的难题，将女性主体完美地融入民族的规范化叙事，将“外在的革命之光全部转化为个人的内在修炼”28如果说在丁玲漫长的二十世纪的写作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女性气质随时代变化的美学发展过程，那么延安时期的女性书写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延安时期丁玲的女性书写包纳了更加丰富、多层次的人物谱系：年轻的薇底，年迈的陈老太婆，为无产阶级事业艰苦奉献的贞贞，经历了重重考验与成长的陆萍、政治“落后”的何华明老婆等等。丁玲在展开女性复杂而独特的生存经验的同时，也在思考如何将女性问题纳入一个更具有普遍解放意义的世界，成为一种有创造、有开拓、“有力的精神”、同时具有共同体的归属感的女性经验。不但是对“五四”式写作固囿个人经验的超越，也是对“左联”时期作品中女性人物的阶层和身份的进一步开拓。延安的革命环境，以及延安生活中丰富的战地实践经验，让丁玲得以在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复杂的心境中开展她的写作，这也反过来造就了延安文艺中女性书写所生成的有关性别政治的种种问题，丁玲忠实地记录着它们，严肃地面对了它们，也以她特有的勇气和才华尝试对它们做出解答。

　　注释

　　(1) 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邱应觉等译，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395页。

　　(2) 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反省》，《丁玲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

　　(3) 1928年冬天，丁玲收到某杂志“著名女作家”栏目的约稿，丁玲谢绝了这一邀请，并说：“我卖稿子，但不卖‘女’字。”参见丁玲《写给青年女作者》，《丁玲全集（第八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127页。

　　(4) 参见丁玲：《附：日记一页》，《丁玲全集（第五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新的信念》，《丁玲全集（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页。

　　(5) 主要观点参见：黄子平《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丁玲的<在医院中>及其他》，贺桂梅《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另类实践中的身份政治》，严家炎《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重评丁玲小说<在医院中>》等论文。

　　(6) 丁玲：《新的信念》，《丁玲全集（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

　　(7) 丁玲：《新的信念》，《丁玲全集（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页。

　　(8) 丁玲：《新的信念》，《丁玲全集（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180页。

　　(9)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全集（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页。

　　(10)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全集（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6页。

　　(11)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全集（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