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
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说谁想代表人民，
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话说1970年9月1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各大组的召集人开会。他在讲话中点着陈伯达的名字说：
“你这个人呀，叫我怎么说你哪！一贯地制造是非，一贯地投机取巧，一贯地见风使舵。你翻开你的历史，你究竟干了些什么？你想利用别人之手把春桥打倒，你眼睛里究竟盯着什么人？你说我是天才，我看你是在说你是天才！自称是小小老百姓，实则呢，大大野心家。你眼睛里容不下比你强的同志，这一回你如果再不好好检查，我看你就完全堕落下去了。”
毛泽东又说：
“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评、检查。”
他转向林彪说：
“林彪同志，你也要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这些人开会，让他们争取主动，好好地检查自己的错误。不然的话，我们这个会就开不好，就开不成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取得更大成绩的会。”
据吴法宪后来回忆说：“我们在叶群家开了会。叶群定了原则，要检讨，主要是我，但是第一不涉及林彪，第二不涉及黄永胜，一定要把林、黄保下来。”
9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陈伯达专案组，由叶剑英任组长，周恩来任特别顾问。
9月2日这一天，各大组开始集中批判陈伯达。
陈伯达在华北组声泪俱下地作了检查，他说：
“同志们，我在全会开始的时候，违背毛主席的指示，改变大会议程，利用中央领导同志之间的一些个人矛盾，采取造谣的方式，极其错误地攻击了春桥、康生同志。实际上正像毛主席和同志们批判的那样，我分裂了党，违背了‘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犯了极其可耻的错误。”
江青在大组会议发言中说：
“陈伯达同志的错误，不是一天形成的，是有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凡是带着‘私’字参加革命，起来造反，到一定时候就会跳出来，向党闹分裂，向无产阶级要权。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
与此同时，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也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等人开会。他不得不按照毛主席的批评精神指责这几个人。他说：
“今天，找你们开个会。你们在会上为什么要在同一个时间发言，为什么都引用了同样的语录。你们要坦白，要交代。”
到会的人都不发言，有的翻材料，有的喝水。过了一会儿，林彪又说：
“嗯，为什么没有人发言？”
汪东兴说话了，他说：
“华北组的讨论，就是陈伯达同志放炮后搞乱的。我完全是上了陈伯达的当。”
林彪马上反问他：
“你发言要设国家主席，而且是代表8341部队和中央警卫局讲话，是谁让你讲的？谁给你布置的？你提出要揪出反对毛主席是天才的人，又是谁给你暗示的？我看你是你自己要那么搞，反过来又要嫁祸于人，这也是不行的。我们要实事求是，是陈伯达的问题就说陈伯达，是自己的问题就说自己！”
汪东兴自知没趣，闭口无言。其他人七嘴八舌说了一会儿，会议就散了。汪东兴借故向林彪请了假。
汪东兴回到毛泽东住处，将林彪召集会议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简单汇报。不过他说的是：他如何如何反击，林彪如何如何尴尬等等。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问道：
“会议还开不开？”
汪东兴说：
“林彪打了一个招呼，说再开会就通知，不通知就不去了。”
9月3日，林彪又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开会，因为汪东兴请了假，就没有通知他。林彪在会上对这几个人说：
“你们看到了吧？有些人开始推卸责任了，把自己的问题往别人身上推，好像自己是一个吃屎的3岁小孩。汪东兴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谁也没有给他布置，陈伯达从来就看不起他，背后称他是宦官老二。他是专门在我和主席面前进行投机的人，曾经给我提供了许多的消息，我都没有搭理他。我早就警惕上这个人了。现在，毛主席先把他推出来，就是要让你们检查。一开了这个头，后面的尾巴都要露出来。当初批评刘少奇的时候也是这样。刘少奇开始检查后，毛主席就抓住不放了。”
这一天，汪东兴将林彪再次召集会议而没有通知他的情况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他们不要你了。说明你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
9月4日，毛泽东找林彪谈了话。
9月5日上午，毛泽东找陈伯达谈话，一见面就问他：
“大家批判了你的错误，你能认识到吗？”
陈伯达还没有答话，毛泽东就发火了，他说：
“你这个人大概是看到我快死了，所以迫不及待要给你自己找一条出路和靠山，是不是？你历来是脚踏两只船的，这次表现更加恶劣。你嫉贤妒能，把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不放在眼里，你表面上是反对张春桥，实际上是反对我。你主张设国家主席，究竟是什么居心？你要是把事实的真相讲出来，我就佩服你。就看你检查不检查了。”
陈伯达向毛泽东检查了不顾全大局的错误，毛泽东批评他说：
“什么顾全大局，你的大局是设国家主席！是要把我置于死地！”
这是陈伯达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十几年后陈伯达回忆说：“如果说林彪没有野心，那是愚弄历史。问题不在于林彪有没有野心，而是说当时究竟谁没有野心。大概除了毛泽东以外，我们党内没有不愿意当国家主席的，当然我这里主要指的是当时在政治局里的。想不想当是一回事，能不能当是另一回事。林彪曾经对我说过：‘与其把党的大权交到张春桥那些人手里，不如我们把权夺过来。’说明了林彪的的确确是对张春桥那些人有反感。我们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那些人并不是一回事，我们之间是进行过坚决斗争的，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如果没有毛泽东对他们的支持，失败的绝对不是我们。毛泽东也经常批评江青，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了，那种批评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批评，准确来说是提醒。搞历史的人不能正视这个问题，就弄不懂文化大革命的许多事实。”
9月5日下午，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商量如何结束会议等问题。
9月6日上午，周恩来、康生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报告说：上午11时，召集6个小组正、副组长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拥军爱民，读几本书，各做自我批评，严守党纪军纪。”
9月6日下午，毛泽东要林彪主持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此时，主席台上已经没有了陈伯达的位置。
九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通过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建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报告；并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毛泽东在周恩来、康生发言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今天大会就要闭幕了，陈伯达不能来参加会议了。庐山这场斗争，就是他挑起来的，欺骗了相当一部分同志。看来不抓党的路线教育不行，高级干部不学习不行，党内外的团结搞不好不行。
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个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增加对唯物论、辩证法的了解。不然老是会上当受骗。林彪同志你赞成吗？”
林彪马上说：
“完全赞成！”
毛泽东接着说：
“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不妨碍工作。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说到庐山会议上的这场风波，毛泽东的情绪有些激动，他说：
“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最后，毛泽东在讲到党内外团结问题时说：
“不讲团结不好。陈伯达把自己当成天才理论家，攻击这个，揪出那个，以为这样天下就是自己的了。其实他走到了反面。所以，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史上历来是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主持会议的林彪最后简单讲了几句话，他说：
“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可能成一个是团结的会还是一个分裂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九届二中全会发表了会议公报，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970年8月23日开幕，于9月6日胜利闭幕。
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155人、候补中央委员100人，共255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
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根据会议的议程，进行了热烈讨论。
九届二中全会认为：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的指引下，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贯彻执行了“九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全国人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继续深入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运动，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和经验。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运动，正在深入进行。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猛烈地扫除着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激发了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积级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和生产。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连续获得了8年丰收，今年也丰收在望。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发展的速度很快。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蓬勃展开。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标志着科学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全国物价稳定，市场繁荣。整个经济战线形势很好。在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庄严号召下，为了防御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民兵和全国人民，从思想上、物质上、组织上，进一步加强了战备。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兴起。
全会认为：毛泽东主席在1970年5月20日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庄严声明，是我国人民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进行反帝斗争的伟大纲领。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几个月来，国际形势的发展，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个科学论断。越南、老挝、柬埔寨3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不断获得新胜利。朝鲜人民、日本人民、东南亚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怒火，正在熊熊燃烧。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不怕威胁，不受欺骗，继续坚持英勇的武装斗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到北美、欧洲、大洋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在蓬蓬勃勃发展。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和组织，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不断取得巨大成绩。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内外交困，在世界上日益孤立，陷入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包围之中。与此相反，我国的国际关系日益发展。在坚持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不断取得新胜利。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全会认为，在当前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全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
全会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全会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全会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继续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要继续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密切结合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要继续“认真搞好斗、批、改”，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把政治思想战线、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要把“一打三反”运动抓紧，继续有力地打击一小撮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分子。
要继续全面地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7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为继续抓紧和加强战备工作，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要认真地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进一步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获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经过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我们必须继续加强这种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全会号召全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以及一切爱国人士，用新的胜利，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全会号召全国人民，用实际行动，进一步加强同阿尔巴尼亚人民、印度支那3国人民、朝鲜人民、日本人民、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战斗团结，进一步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战斗团结，把反对帝、修、反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据纪登奎后来回忆说：“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和我、张春桥、江青等人谈话的时候，讲了许多林彪办公室的笑话。他还说：‘你们大概能够看得出来，我对江青和自己的子女们要求是很严格的，亲者严、疏者宽嘛。我对江青的批评在下面也很严厉，她几次都掉了泪。不这样批评，她怎么能认识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但是，我承认，江青有她自己独特的优点，她看问题很尖锐，很准确，也很认真。对刘少奇和陈伯达、林彪的错误，都是她首先觉察到的。这一点，我应该向她学习，你们也要学呢。’ 这些话，都是毛主席对江青的培养和爱护。”
陈永贵回忆说：“1970年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曾经召集我和纪登奎、吴德等人开了一个会。他对我们说：‘陈伯达在会上的矛头是针对着春桥，实际上是对着我的，只不过他们现在不敢而已。将来是否公开反对我？也说不定。林彪、陈伯达这些人的脑子都很聪明，他们看出我是在培养春桥和文元。不错，我是在培养他们，也不光是他们嘛，在座的我都在培养。只是春桥、文元有他们自己的优势罢了。他们的文章写得好，是我们无产阶级的理论权威。这两个人，我看要比陈伯达强得多，水平也高一些。陈伯达近几年来并没有写多少文章，他文章都是别人写的，他的文思已经干枯了。但是还不想下去接触群众，接触实际。一天到晚总是在搞唯心主义，什么天才，什么创造，他实际是想作天才。永贵同志，你不要迷信他，他实际上看不起你，看不起所有的劳动人民的。某种意义上讲，永贵同志要比陈伯达强得多。永贵在华北组的会议上也讲过天才，也要揪什么反对我的坏蛋。其实真正反对我的就是他们，而不是春桥，也不是康生，是那几个主张要我当国家主席的人。’那时，毛主席对我们这些大老粗确实是有所偏爱的。他对我说：‘你和许世友都没有读多少书，你是务农的，他是习武的，8岁就到了河南的嵩山少林寺练武艺。20来岁时参加革命，成了共产党。你们这些人跟共产党走了这么多年，我放心。你们不会搞鬼，但是容易被搞鬼的人所利用。许世友就让张国焘骗过，到了延安还想逃跑到四川打游击战。他们密谋败露后，被抓了起来，是我下令放的。我对他说：革命嘛，不能只是靠自己和少数人的拼命，而是要团结和依靠绝大多数的人一道工作，一道奋斗。你只想着一个张国焘不行呀，他是要打倒我们这些多数人的，依靠他能把革命搞成功吗？不行！经过了那次谈话，许世友变了过来，决心跟着我们走了。几十年没有改变他的观点。所以，任何人都是可以变化的。红军第4方面军的同志经过了反张国焘路线的教育，至今都很谨慎。倒是第1方面军的同志，比如林彪这些人现在犯了很多的错误。’毛主席的这些话，对我的启发很大，我至今记忆犹新。毛主席还一再的对我说：‘你可以拜春桥和文元为师，让他俩教你理论，你教他俩实践。互相学习嘛。’这些话，我记得清清楚楚，永远也忘记不了。”
再说在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叶剑英对黄永胜几个人说：
“你看看，连林副主席也和江青那班人弄不成吧，这下你们就清楚了。林副主席对毛主席那么忠，江青都不能容忍他，她还能容你们吗？”
林彪在会议结束后，准备下山了，他给江青打电话说，叶群要去看她。江青以为，叶群来访，定然是向她负荆请罪，可没想到不仅叶群来了，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这4大金刚也来了。叶群说：
“这次我们上了陈伯达的当，犯了错误。林副主席多次批评我们，辜负了主席的教导，对不起江青同志。林副主席一定要我们来向江青同志道歉，请江青同志原谅。”
江青见她如此说话，便顺水推舟地说：
“老夫子跟张春桥、姚文元有矛盾，文人相轻嘛！老夫子利用我们，我们不能上他的当。你们犯了错误，可以往陈伯达身上推，我是不会计较你们的。放心吧，我和你们还是有感情的。”
众人闻言，唯唯称是。临别时，叶群又逢场作戏，亲亲热热地和江青拥抱了一会儿。
9月7日，林彪、叶群下庐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送他们，他们一起照了相。林彪走后，黄永胜等人也走了。
9月8日，各省、大军区的负责人都走了。
9月9日上午，周恩来、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都走了。
9日下午，毛泽东应九届二中全会服务人员请求，准备在庐山礼堂接见所有的服务人员。后来雨停了，接见活动就改在室外进行。
下午2时15分，全体工作人员以夹道欢送的形式，把毛泽东接到了日照峰广场。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并和大家合影留念。照完相，毛泽东要走了，全体人员禁不住高呼起来：“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不少人忍不住留下了眼泪。毛泽东也受到了大家的感染，他用洪亮的声音喊道：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
毛泽东一边走一边向工作人员们招手，他看见大家热泪盈眶，就把双手高高举过头顶，在汪东兴等人的陪同下，依依不舍地上了车。
9月10日晚11时，毛泽东的专列抵达长沙大托铺铁路辅线上，他在列车上住了两天。华国锋、卜占亚、杨大易到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说：
“你们湖南什么时候可以建成工业省？”
离开湖南时，毛泽东对前来送行的华国锋说：
“你要警惕上坏人的当！”
他还提醒说，庐山的斗争还没有完。
9月15日，毛泽东到了武汉。
9月16日，毛泽东批阅了汪东兴就庐山会议所犯错误的第2份书面检查，并约汪东兴谈话。他说：
“他们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指华北组以外的其他组的简报——笔者注）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
毛泽东还嘱咐汪东兴，回京后把他对汪东兴检讨的批示面交林彪、周恩来、康生阅读，并转告他的这些意见，以“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
9月1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送来的关于读书书目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原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提出高级干部要读书的指示，从1964年毛泽东要求选读马恩列斯著作的32本书中，选了9本，又从毛泽东著作中选了5本，作为高级干部的读本。他又给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读书书目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道：
“9本略多，第一次宜少。大本书宜选读（如《反杜林论》）。”
9月19日，毛泽东乘专列回到了北京。这一天，他找来陈先瑞和吴德谈话，问道：
“庐山开会你们传达了没有？”
在陈先瑞二人回答后，毛泽东接着说：
“庐山开会，有人反对现在修改的宪法，这是康生、春桥他们搞的，是按我的意思写的。天才问题，关于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九大’新党章起草时和这次修改宪法，康生等同志几次写上，3个副词我都勾掉了。不设国家主席，也是我提的。陈伯达明明知道这件事，而他却说这是反对我。”
毛泽东又说：
“要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30本多了，可选读一些，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不要以为马恩、列宁是外国的，就不读了。”
9月22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说，他已经要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想通后“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完全决裂”。
1970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1周年国庆节，这一天，斯诺和他的夫人应毛泽东的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斯诺是在8月14日偕他的第二任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来到中国的，这是他最后一次来中国。他们抵达北京后没有多停留，就到广东、浙江、上海、东北地区以及陕西的西安、延安、保安参观访问，尔后回到了北京。
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快步迎上去与斯诺紧紧握手，热情地说：
“斯诺先生，欢迎您！”
斯诺把夫人洛伊斯介绍给周恩来，周恩来和洛伊斯握手问好。周恩来又对斯诺说：
“毛主席让我请您来的，您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
斯诺深情地说：
“34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到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您。当时您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
周恩来说：
“我还为你草拟了一个92天旅程的计划，还找了一匹马让你骑着去保安找毛主席呢！”
斯诺说：
“您安排我去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对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让我上天安门……”
周恩来说：
“在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情况下，您3次访问了新中国，向美国和全世界介绍新中国。今天又登上天安门城楼（本传前边已经说过，斯诺在1960年10月1日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笔者注）参加我们的国庆庆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也是独一无二的事！”
此时，广播里响起了“东方红”的乐曲。毛泽东高大的身躯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领着斯诺夫妇迎上前去，说道：
“主席，你看谁来了？”
毛泽东见到斯诺十分高兴，与斯诺夫妇亲切握手，笑着说：
“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
斯诺激动地说：
“非常高兴见到您。您看起来比5年前年轻了，身体也更好了。”
“马马虎虎。你身体好吗？”
毛泽东关切地问。斯诺说：
“马马虎虎。来之前，我开过刀，现在好了。”
毛泽东仔细地看了看斯诺，关切地说：
“你要注意，不要太累。”
“对了，这话我必须听。”斯诺说罢，高兴地告诉毛泽东：“我5天前才从保安回来。保安变化太大了。当年从延安到保安路上要走3天，这次才花了两个半小时。”
“有一些变化。”毛泽东说：“对了，你去年12月给我的信收到了，他们说你写的书不好，我没有看，我看了摘要，没有什么不好。”
斯诺内疚地说：
“我这次来中国后，发现我写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观点不正确。”
毛泽东笑着摆了摆手说：
“你当时怎么看就怎么写。今后也如此，你怎么看就怎么写。不应该要求外国朋友的观点和我们完全一样。我们自己都不完全一样嘛！过去外交部有个极左派，闹得外交部可乱了，谁都管不了。英国代办处就是他们放火烧的。不赞成你的也就是他们，现在在外交部他们不当权了。”
说罢，他伸出手拉着斯诺的一只手，领着斯诺夫妇向天安门城楼正当中的栏杆边走去。广场上顿时沸腾起来，“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毛泽东也高举右臂向欢呼的人群致意。斯诺看着这动人的情景，万分激动，眼睛也湿润了。毛泽东请斯诺夫妇分别站在自己两旁，摆好姿势，让记者拍照。尔后，斯诺指着千千万万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群众，问毛泽东：
“你觉得这一切怎么样？你有何感受？”
毛泽东微露嗔色，摇摇头，说：
“情况有所好转，但不令人满意。”
这一天，毛泽东心情显得格外激动，他回到住处，脸上仍然泛着红光，心里的激情仿佛还在燃烧。有人问他，为什么会见一位老朋友这么高兴？毛泽东笑了，他说：
“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是日晚，天安门广场华灯照耀，城楼上20盏巨大的宫灯闪闪发光。四面礼炮齐鸣，五彩斑斓的礼花频频在天空开放，形成无数的花球。
毛泽东在城楼上和西哈努克亲王一面欣赏这美丽的夜景，一面亲切交谈。他仔细地询问了柬埔寨战场的形势。西哈努克亲王一一作了回答，并高兴地说：
“现在国内已经解放了三分之二。”
毛泽东赞赏柬埔寨人民英勇作战，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他还说：
“我打了20多年的仗，也不是从书本上学的，是通过斗争学的。当时我没有考虑自己要打仗，是蒋介石要我打的。第一是蒋介石帮忙，第二是日本帮忙。如今是美国帮你们的忙。”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醒目的位置刊登了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并排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庆祝国庆典礼的大幅照片。很可惜，毛泽东向美国发出的这个被他称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含蓄而饶有深意的信息，竟被尼克松和他的顾问基辛格忽略了。后来基辛格在回忆录里写道，“不幸对我们敏锐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
欲知后来中美关系发生的微妙变化，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请读者好好读一读本章关于汪东兴9月2日、9月3日分别在林彪和毛泽东面前表演的那一部分详细内容吧，这对于认清他的本来面目是非常必要的。你看：汪东兴竟然大言不惭地在林彪召集的会上公然对他的同伙们说假话：“我完全是上了陈伯达的当。”林彪立马揭露他：“我看你是你自己要那么搞，反过来又要嫁祸于人。”汪东兴自知没趣，闭口无言。他借故向林彪请了假，为以后说谎埋下伏笔。回到毛泽东住处，他却对毛泽东说：我“在会上如何如何反击，林彪如何如何尴尬”。这个谎言竟骗得“毛泽东哈哈大笑”。汪东兴还谎称林彪再开会不通知他就不去了，继续为说谎埋下伏笔。9月3日，他就将林彪再次召集会议而没有通知他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又相信了，说：“他们不要你了。说明你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以上几个细节，不是活脱脱地刻画出了这个被陈伯达称为“宦官”的小丑形象吗？可是谁又能够想得到，此后仅仅过了6年，毛泽东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断送在了这个近卫军头子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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