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福尔曼，1944年，（美）福尔曼 摄
1944年1月1日，元旦。
这天蒋介石的心情相当得意，对未来一年的发展走势，充满自信。
在例行的新年文稿中，蒋介石声称：
“今年为对日军最后决战的一年，只须大家执行共同作战所定方略，必可使敌寇片甲不返。”
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1941年，（美）福尔曼 摄
为此，蒋介石在日记中，拟定了年内可顺利达成的三个军事目标：
“甲，克复宜昌（六月间）、武汉（十一月间）；乙，打通滇缅路（十二月间）；丙，防止倭军打通粤汉与平汉路及浙赣路。”
事与愿违，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日军孤注一掷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我称之为“豫湘桂战役”）。国民党方面，一溃千里，不但损失军队60万人上下，更使豫、湘、桂、粤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146座大小城市（含4座省会）、6000万人口、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于敌手。
豫湘桂战役要图
由此，国内外舆论对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充满了严重愤懑，口诛笔伐之声不绝于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各界舆论越来越倾向CPC，倾向延安。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CPC的新闻缝索和娱论攻鸡，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CPC领导下的抗日军民普遍向日伪军展开局部反攻，歼灭敌人，收复失地，不断把日伪军进一步压缩到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附近，越发没有市场，逐渐成为笑柄。
豫湘桂战役中，颠沛流离的难民
美国的《纽约时报》都在吐槽：
“众所周知，从重庆寄回美国的书信不少都说我们选错了支持的对象。事实上，如果今天对在重庆的外国人进行公民投票，可能大部分人都会支持我们放弃重庆转而支持仲供。至少他们看到，在仲供控制的地方，政府是清廉的、有效的、是把群众的福祉放在第一位来考虑的。和口产口人鼓励民众忠诚相反，重庆正一点点地失去民众的忠诚，尤以在中国人的知识层为甚。他们看到挡橘加大对思想和言论圧织，不是为了推动抗战，而是为了国内政治斗争。他们认为国民党已成为龙短征党，成为僵化、反动的、将触角伸向每一条政治和经济权力渠道的官僚机器。”
即便国民党内，这种声音也比比皆是。
国民党军士兵，陕西，1944年，（美）福尔曼 摄
蒋介石的亲信陈诚，在接见中统分子、中央社记者丁履进为首的12名西安新闻记者时，这些国民党铁粉，纷纷表示对国民党宣传工作的极度苦闷。他们提出了三个观点：
“一、仲供非常努力进步。二、我党政落后腐败。三、社会对我党政军不满。”
当然，国民党官方，尤其是蒋介石本人对此是极力否认的，他认为：
“文人之面誉背毁，口是心非，重外轻内，依赖洋势，侮辱整府，不以为羞。又以干部，闻人污蔑令修，诋毁本党，而无动于衷，不以为耻者，此乃廉耻道丧、志节扫地之表征。”
总之一句话：很抱歉，我不能怪自己，所以都怪你！
国民党军士兵，重庆，1944年，（美）福尔曼 摄
到这时候，国民党的选穿部门还是那套陈词滥调，我做得非常好，要怪就怪CPC捣乱。
他们坚称，仲供方面“在1937年已经停止对日作战”，主要精力都用在“背信弃义进攻中央军，颠覆国民党政府”；为了“扩充着兵力和地盘”，他们“压迫人民”、“恫吓人民”，“在国统区贩卖鸭片”；他们“接受莫斯科的命令”，“和日本人、南京傀儡集团秘密勾结”，他们“应该被认为是土匪和叛徒”，除非“他们的军队和政府，无条件地归顺重庆”……
这套话术，如果此前，还能唬住一些不明真相者，到了这时候，完全就是出蹩脚闹剧了。连美国政府驻重庆的高官，都认为国民党方面的新闻发布会，“极富戏剧性特点”，完全是“独幕剧形式”，因为作为“主角”的国民党“宣传部长梁寒操是一个无耻的、不择手段的撒谎大王”！
梁寒操
到这时候，中美人民强烈要求进行一次“大对账”。
国民党是什么德行，大家已经知道了，但CPC呢？
正如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所思所想的：
“封锁区里现在情况如何？CPC真是像官方政府描述的那么坏吗？是他们背信弃义进攻中央军吗？拒绝抗日的是不是他们？他们是不是和南京傀儡集团相勾结？他们是不是欺压人民？他们与苏联布尔什维主义有什么关系？如果有，莫斯科究竟给他们怎样的影响和指示?在日本和中央军的双重封锁下，他们是怎样坚持下来的呢？国民党与口产口之间的基本分歧是什么，怎么才能有和平解决的可能？在抗日战争中，他们起到或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参加国民参议会第二次会议的国民党党政军高官，1941年，（美）福尔曼 摄
美国记者们向蒋介石提出，希望重庆方面能开放对延安的采访。当然大家本不抱有任何希望，此前无数次申请，不是被无限拖延，就是被直接驳回。但此时中国的政治气氛非同往常，国民党受到美国的持续施压，罗斯福直言不讳告诉蒋介石，希望派观察组到延安，请给予支持合作。有道是形势比人强，所以最终蒋介石只能答应。
答应归答应，派什么人去，什么人陪同，怎么引导，这里面就有大学问了。为了最大程度降低影响力，国民党中央秘书处、海外部、中喧部、中统局等部门煞费苦心，最终由6名外国记者、9名中国记者，以及2名领队、4名工作人员，组成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福尔曼第一次访问陕北时，欢迎他的小红军，1937年
国民党方面认为，代表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贡新闻》的记者爱泼斯坦，代表美联社、《基度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斯坦因，同属左倾记者；代表美国合众社、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福尔曼，是仲供同情者；代表苏联塔斯社的普金科更不用说了，妥妥的仲供当然拥护者。但还是有底牌能打的，代表英国路透社、加拿大《多伦多明星周刊》和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记者武道，代表美国《天主教信号》和《中国通讯》杂志的夏南汉神甫，都是完全倾向国民党方面的。武道是国民党中喧部顾问，夏南汉是天柱教神甫对口产口义思想抱有天然的敌视态度。
国内记者来自九家媒体，既有国民党掌控的《中央日报》和中央社，《扫荡报》、《商务日报》，也有中间立场的《大公报》、《新民报》、《时事新报》、《国民公报》。
穿着八路军服的爱泼斯坦、武道和福尔曼，1944年，（美）福尔曼 摄
看似大量的中间立场的报纸，实际上却是国民党机关算尽的表现。
《大公报》原来拟定人选，他们觉得左了，几经取舍，选了长期做内勤工作，较少参与社会活动，人称“准编辑主任”的孔昭恺；《新民报》原来拟定人选，也被认为左了。选了赵超构，因为他耳朵有点聋，说的又是一口别人难懂的温州话，难以采访，近乎摆设；《时事新报》的赵炳烺，毕业于国民党仲央政治学校，这是国民党在党务、政治方面的“黄埔军校”，蒋介石兼任校长。赵炳烺在新闻系读书时的老师马星野，时任国民党中喧部新闻处处长，属于国民党的“家生崽”；周本渊，今天的话说就是“日子人”，长期在该报工作，很少参与实际政治斗争，国民党方面认为此人参团不会出现大问题。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名单，《编辑通讯》，中央通讯社总社，1944年
《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党报，中央社是国民党官办通讯社，《扫荡报》是军委会政治部的机关报，相当于军报。《商务日报》看似与政治无关，实际上却是隶属于国民党挡报系统的报纸。参团记者金东平是《商务日报》总编辑，一贯从事反供宣传。他还有个特殊身份——军统特务，直接受国民党中喧部指挥，此次采访中负责打配合。
领队、副领队，都来自国民党中央机构。领队谢保樵，时任国民政府外事局副局长。副领队邓友德，时任军委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副局长。
工作人员多来自国民党中祖部和中喧部，当然都打着中喧部的旗号，这样体面些。中喧部大家好理解，毕竟专业对口。中足部来干啥？其实更关键，中统是国民党的反供利器，隶属于国民党中祖部和地方党务部门管辖，沿途到目的地，少不了他们的配合，最好趁机把人打进去，岂不一举多得？中央社这次还有个“特派员”叫杨嘉勇，实际上是中统局专员。
我方欢迎刚到延安的参观团成员
到了西安，戴笠又专门塞进来一个军统特务，西安站的科长原景辉，以陕西省政府秘书处文书的名义加入。负责到延安后，跟前期军统打进来的特务联系，同时为军统摸摸延安的实底。原景辉直接听命戴笠，从中央军校到息烽班，再到军委会特训班，一路提拔，一路安排，专门对付CPC的特务。这个军统的暗桩，隐藏的更深，不但其他团员不知道，同属军统的金东平也不知道。
机关算尽太聪明，到延安的第二天，就有人给福尔曼写了封信。把国民党从重庆到西安，挡征军和两统，各项特殊安排的细节，揭露得明明白白：什么单位去多少人，有零有整，具体负责什么工作，对记者团的防范要点，abcdefg，甚至蒋介石特批了多少经费，其中特务费占多少……
参访团成员和王震、朱德、李鼎铭、周恩来、贺龙、林彪合影
福尔曼是老记者了，国民党方面的花样见多了，甚至能一一指认在旅馆外面，那些熟面孔可能来自什么单位。如此详尽的情报，与之两相对照，让他更加确信，国民党根本不想让中美人民实现“大对账”。
更奇葩的表演，来自胡宗南的参谋长罗泽闿，其人公开说谎的能力，让外国记者们大为叹服，福尔曼由衷“称赞”：
“这的确是一种神奇般的解释，他以为我们都是些笨蛋。”
不过，相较于西安唠咚营的“群口相声”，这都是开胃菜，并不下饭。
《文萃》第二年第十期（1946年12月12日）对“西劳”的揭露
西安唠咚营，即军委会西北青年唠咚营，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专设的，为对付“赤色分子”、破坏国共合作、瓦解抗日力量、真圧进步人士、培训叛徒特务的综合性集中营，表面上像一个“学堂”，实际上是法西斯蒂的监狱，是残害爱国青年的屠戮场。
当然国民党方面，告诉记者，这里是青年技术培训机构和储备干部学校。
可是一进来，外国记者们就觉得气氛不对，虽然接待规格很高，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切都显得井然有序。却被福尔曼和爱泼斯坦称之为“集中营”，斯坦因发现这里的营员，多数人表情冷漠，运动场上毫无欢乐气氛，跟他们探到过去的政治生活时，这些年轻人的反应是颤抖、慌乱，到处都有严格的纪律和苛刻的统治。
逃台后的蒋经国与魏景蒙。魏景蒙深得蒋经国重用，曾作为与苏修集团勾结的秘使，魏景蒙还有个外孙女，就是八九十年非常活跃影坛的明星张艾嘉。
当然，劳动营还是安排了“节目”，几个自称来自“供区”的年轻人，有鼻子有眼，声情并茂地哭诉，他们曾经的“痛苦经历”，怎么耸人听闻怎么来，搁现在绝对是某些历史类自媒体的爆款内容。不过戏太过了，别说福尔曼他们看不下了，连武道都听恶心了，国民党中喧部国际宣传处处长魏景蒙也面露愧色。
几天后，参观团到了延安，又见到了几位老熟人。他们从西安唠咚营逃出来，重新讲述了因“思想问题”而遭到逮捕和虐待，以及国民党方面如何精心安排，那些“演员”实际上是些什么人，“剧本”是怎么攒出来的等大家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
即便是戴笠的暗桩，刚到延安，也露馅了。不过仲供方面也只是安排“熟人”跟他打招呼，变相警告其不要乱说乱动，你的一言一行，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下，你的身份我们也清楚，你的戏可以继续演，只是别过头！
延安宝塔山上的古塔和窑洞，1944年，（美）福尔曼 摄
CPC怎么这么大本事呢？
这里面目前可知的地下党，就是《扫荡报》记者谢爽秋同志。他被认为是陈诚的人，有日本留学背景，还曾在中央政治学校特训班学习过，算起来也是“天子门生”。1939年打入《扫荡报》，当时是采访部主任，后来又作过副主编。是我党在参观团内最重要的自己人，随时掌握国民党方面的阴谋诡计，并提前预警。
当然谢爽秋的身份是高度机密，延安的很多高级干部都不知道。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就曾当面质问，你是新闻记者来的，还是搞特务来的。搞得谢爽秋非常尴尬，总不能告诉自己的同志，我的上级是周恩来，直接领导是董必武吧？所以只能笑着反问，你看呢？
南泥湾的劳动者，1944年，（美）福尔曼 摄
访问团到延安，第一站选在了南泥湾，参观三五九旅的大生产运动。
如今我们正常人，对南泥湾的印象，就是那首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的经典歌曲《南泥湾》中的歌词：“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
不过当时国民党的宣传，还有今天不少网上打着历史真相旗号自媒体说的可不是这样。
参观团在西安，某些人就散布开了，说边区垦荒种的尽是鸦片烟。刚到边区，《中央日报》记者的张文伯就逢人便问鸦片烟种在哪里？就地休息时，他还离队四处寻觅。出发前，你们自己定的规矩，必须集体活动，不许单独行动，怎么自己就不遵守了？显然是憋着坏，要搞出点大新闻！
八路军战士正在测绘，1944年，（美）福尔曼 摄
当然，什么也没找到，不过这并不影响对岸水军，以及他们豢养的某些势力，继续在网上混淆历史，发明历史。
不过，参观团的记者，多数人却对南泥湾评价极高。
赵超构发现边区的开荒运动，的确名不虚传，竟然没有荒地，几乎所有能开垦的地方，都种上了粮食。爱泼斯坦发现这里，不但牛羊满山，人民丰衣足食，而且这里的八路军部队，是他在中国各处所看到的穿得最好、吃得最好的部队之一。这一切都是怎么造成的呢？
正在吃饭的八路军干部战士，1944年，（美）福尔曼 摄
福尔曼记下了王震的秘诀：
“因为我不懂农事，就号召我的士兵自愿献计献策。我们共同拟出一个粮食、蔬菜、家禽、猪肉、羊毛、棉布的生产计划。为了购买必需的种子和生活用品，我们从山上伐了杉木和松木到延安去卖。一本从鬼子手里缴获来的关于饮食和营养的书，由于某种原因，被我当作纪念品保存下来，现在也有用了。它使我知道了热卡、维生素以及蛋白质的秘密——这是对士兵的健康特别重要的一种知识。自1939年国民党对边区实行军事和经济封锁以来，我们就没有从外面收到过医药用品。为了保证士兵的健康，就必须努力增加营养。”
说到“封锁”，一路上不吭声的夏南汉神甫蹦出来，想体现他对国民党方面的价值，证明东家的钱没白花。他说，中国前线的其他中国军队也在忍受着同样的医药缺乏的痛苦，他不知道那是由于有意或是无意的忽略，还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医药供给。他答应，一定尽力使重庆当局注意我们在此地医院亲眼见到的可悲情景。
刚刚被运到印缅战区的远征军士兵，其健康状况可见一斑
这方面，夏神甫针真没说错。国民党方面倒卖药品，活埋伤兵，实属家常便饭，对自己人可比对八路军更狠，他们是买办资口口级，自诩是高等人，怎么可能瞧得起中国人民，舍得在中国人民身上浪费“宝贵资源”？白花花的银子都散给了穷人，作孽啊！
国民党不拿中国人民当人看，CPC拿中国人民当人待，所以斯坦因在其通讯报道中说，在南泥湾的这段日子，是其在远东最鼓舞人心的经历之一。大家都这样认为，在重庆所听到的关于对中共的一些非难，在南泥湾现实面前，变得没有什么意义。
下一站到了延长，国民党方面的活宝，继续做幺蛾子。
南泥湾，陕北的“好江南”
这次的新“关卡”，是要在当地寻找第二件“宝贝”——仲供张贴反对国民党正负、破坏团结抗战的标语。
在延长县长焦生炳举办的欢迎大会上，对于这位农民出身，边区著名的清廉干部，大生产运动中群众誉为“担粪县长”，担粪、翻地、锄草、收割，样样成绩不落群众，跟群众打成一片的县长，以及延长农民为什么选他当县长，延长人民生产生活的巨大变化，记者团中的某些人并不感兴趣。
军统特务、《商务日报》总编金东平，非要跟焦生炳掰扯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合规”的选举应该怎么进行？言下之意，泥腿子也配“民主”？没文化奢谈懂什么选举？
陕甘宁边区农业展览会
焦县长文化程度不高，很快就被绕进去。我方陪同人员、周恩来同志的秘书陈家康站出来打圆场，说：
“我们的这位县长，是农民出身，他根本不懂什么叫做直接民犬，什么叫间接泯权，金先生的问题，我看最好是到了延安以后，我再找人答复如何？”
斯坦因也向焦县长提问：“在延安的街上有人发现‘打倒国民党’的标语，这标语是谁贴的，什么时候贴的，为什么要贴？”
都集火焦县长，王震看不下去了，说我是陕甘宁边区延属分区的警备司令，延长也是我分区的一个县，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但我要先问问，这标语是谁看到的？
青海民和县川口区第二乡的农民代表，用投豆的方法选举农会委员，坐在前排的是候选人。1951年摄。摄影：茹遂初
斯坦因回答说，是有人告诉他的，那个人表示亲眼看到，但我不能告诉你是谁！
金东平又蹦出来，先装好人，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接着有鼻子有眼，说我都在某处某处看见好几条，我说啥了吗？等于屎盔子要给CPC坐实了，顺便又点把火，窜动大家到大街上去找找。
此时已经是大晚上了，那时候人没有夜生活，基本都睡了，但国民党方面，硬是带着大家，打着灯笼，对CPC搞突然袭击，还真别说，最后竟在一爿店铺门脸的不显眼处，发现一些旧标语的碎片。
金东平他们欢天喜地，终于扳回一局。
机关干部的纺线比赛
这里面就有意思了，等于还没到边区，国民党方面就开始唧唧歪歪这个话题，给外国记者戏脑。后来从史料来看，斯坦因不愿提到的人，就是那个假冒中央社记者的中统专员杨嘉勇。此公不愧是反供专家，业务上中统的确比军统娴熟，不得不服就是专业！
更有意思的是，王震认为国民党方面这是典型的特务作风，金东平大怒，当即表示：
“我们中外记者团的团员中，绝对没有半个特务！”
这次金东平没撒谎，的确没有半个特务，而是好几个，他们军统就来了俩。
中原战场形势略图，这是福尔曼在南泥湾三五九旅部队拍摄到的，生产之余他们并没有忘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