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面临“风险三角”困境、微观主体“缺氧”、疫情“疤痕效应”短期难消的背景下，求解不确定性、稳住发展预期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
在8月15日上海书展的一场活动上，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章玉贵作了题为《在不确定的经济世界里保持敏锐的风险直觉》的主题演讲。他认为，全球经济深陷巨大的不确定性。作为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超大经济体，中国金融体系可能将面临三大考验，要保持敏锐的风险直觉，同时保持经济政策理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16年，但其带来的不确定性和破坏性影响延续至今。无论是作为金融危机策源地的美国，还是受到达尔文式冲击最为严重的欧洲，都为修复各自金融体系、提振实体经济采取了量化宽松、去杠杆、制造业回流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各种措施。各国经济学家也从不同角度研究金融危机，试图找到危机的深层原因，以防止未来再次爆发更大规模的危机。
章玉贵研究认为，现代金融危机有三大特点，一是爆发时间的不确定性，二是传导机制的高度敏感性， 三是对经济金融系统的破坏性。 “即便是拥有全球最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美国，在金融危机面前，也表现出预测不精准、恐慌情绪发酵以及修复危机的信心不足。”
在他看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随着全球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加深，金融创新与发展的两面性将表现得越发明显。如果一国金融深化过度乃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信贷扩张来支撑，则在实体经济绩效未能同步提高的情况下，金融危机的爆发将难以避免。
更重要的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担保人体系正在发生裂变，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孤立主义盛行，“黑天鹅”出现的概率较以往更大，而“灰犀牛”又给本就不确定的世界经济增添新的不确定性。
章玉贵说，全球经济正深陷“无债不欢”的风险三角，表现在经济增速不断下降、杠杆率不断上升、政策空间不断缩小。
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饱受“假性复苏”之困，人口老龄化趋势严重、投资疲软、生产率增速放缓使得产出增长下降不可避免。此外，大量新增信贷和货币创造被用于购买存量资产，而非生产性投资，实际经济增长乏善可陈。
同时，全球债务不断累积。2022年全球债务总量超过299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约300%，全球债务总规模自1997年以来增长了逾十倍；2023年底时超过313万亿美元。 政府部门为避免需求过度萎缩不断加杠杆，政府债务规模较2008年时翻倍。
章玉贵表示，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本质上都与劳动生产率明显下降、资本回报率显著下降有密切关联。全球实际经济增长和产业技术进步无法有效对冲泡沫和风险积累，让全球经济深陷巨大的不确定。
章玉贵认为，必须高度重视今年经济与金融走势的复杂性与波动性，以及爆发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的巨大凶险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规模超过18万亿美元的超级经济体，要以敏锐的经济与金融直觉，同步提高稳定市场预期的能力，将金融安全置于首要地位。
他判断，作为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超大经济体，中国金融体系可能将面临三大考验：第一，既有金融体系长期积累的系统性风险对金融防波堤的不断考验；第二，未来可能爆发的下一场世界性金融危机对已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中国经济的重大考验；第三，人民币高度国际化之后，中国作为全球金融体系重要担保人应尽的全球责任与风险防范能力持续供给之间的矛盾。
他认为，从政策来说，中国必须构筑制造业竞争优势，持续提升贸易竞争力，谋求全球金融变迁中人民币的重要角色，在全球金融价值链高端环节占据一席之地。既要战略性嵌入现存国际金融体系，更要通过主动性的战略设计，引导有关参与主体共同培育竞争性的全球金融体系，锻造中国资本和海外华人资本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同时，还必须保持经济政策理性，要逐步告别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避免陷入信贷扩张支撑经济信心的怪圈。“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作为皮与毛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能颠覆。金融深化与金融创新更多时候是作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辅助性存在，而非绝对主导力量。”章玉贵说。
章玉贵的新书《求解不确定：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逻辑》，也呈现了一名中国经济学人对求解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的战略思考。该书通过对“萧条经济学”回归、全球经济失衡、建立新发展格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问题的探讨，告诉读者，各国必须消除“以邻为壑”的狭隘心理，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加强合作、改善治理，共同建设一个稳定、更具韧性和包容性的全球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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